揭秘泰国频繁政变的权力症结

终于，在相互制衡数月之久之后，泰国人民迎来了熟悉的一幕——军事政变，由陆军司令巴育担任代理总理。

泰国在近代历史上的军事政变几乎可以称得上家常便饭。在1932年到1991年的60年间，曾经陆续出现过19次政变，其中11次成功，更是有超过六分之五的时间由军人执政。而91年之后，军方势力逐步收敛，但是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当年英拉的哥哥，前总理他信，恰恰是在06年出席联大之际，被泰国军方以不流血政变推下权力中心。

只要一说到政变，很多人会联想到的一定是政府的动荡以及国家经济疲弱、民生凋敝，就好比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一样。但这样的特征在泰国并不成立。一般的国家政变涉及到的大多是执政理念相左甚至更加深层的问题，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比如左翼军队逼退右翼政府，亲俄势力夺取了亲美势力政权之类。然而泰国并非如此。

在泰国的政变中，军队并非权利的竞逐者，而是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制衡力量。泰国实际上在近代的政局动荡中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循环——两派势力争执的不可开交，军队出马政变接管政府，旧政府妥协或由民众选举组阁，然后再到新政府内部调节失败后，进入下一轮政变的循环。

能够形成这种自洽的循环，主要是源于泰国与其他国家在两方面上决定性不同。

其一是泰王的绝对威信。去过泰国就能感觉，泰国无处不在泰王的头像照片，基本上能感受到泰王的超级权威。当今世界舞台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并不在少数，然而世界政治格局上的活跃者中，绝大多数，其君主并不掌握实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英国和日本，说直白点，女王和天皇大约只是吉祥物般的存在。因为欧洲在经历数次国内大革命运动之后明白，国王掌握军权实际上就成为推进国家变革的最大阻碍。因此欧洲以及嫁接欧洲模式的日本都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立法，以限制国王、天皇权力（实际上日本自幕府甚至更早时期开始天皇就已经是吉祥物了）。

而泰国则不同，在泰国，军队不仅宣誓效忠国王，而且确实服从国王，泰国没有明确规定对泰王军权的限制，而泰王掌握的枢密院常常是军队长官或将军们的大本营，在法律上军队又是对泰王负责，那么泰王行使实际的军权，也并无法律障碍。掌握了军权，实际上可以说泰王成为当之无愧泰国的绝对统治者，尽管其位居幕后，但实际上却成为整个事件的中心。可以说历次军事政变都是经过泰王“首肯”的，干掉政府的并不是军队而是泰王，这是最终权力能够还于“民主”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二，泰国的阶层矛盾难以调节。泰国人口约6300万，其中约70%的是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无论是他信还是英拉的选举，都是依托这一阶层的选票，而为了或得选票，其在经济政策上也都以推行刺激消费、鼓励出口、吸引外资等开放性政策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泰国的大米收购政策——国家越收越亏，米农越收越种、越种越多，最终就成为了一个长期性的政府补贴。

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剩下的30%人口。这30%的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地方世袭领主，实际上掌控了其国内80%的财富。而这一部分人口，恰恰又处于英拉、他信政府政策的受损一方。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可调节的矛盾——30%的中产阶级，无法依靠选票与70%的草根阶层对抗，因此在政治和后续的政策上处于下风。然而其所拥有的巨大社会资源，又能够在政治、经济和舆论上施加巨大的影响。因此每每这些中产组织起来，都能给依靠草根支持当选的政府予以重大的打击。

这也恰恰是泰国政治动荡的根源所在。所谓红杉黄衫，实际上体现的是泰国国内高度集中的社会财富和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两派在经济利益上的难以调剂。

但是这些却仅仅只是事件的一环。如果说泰国没有泰王，或者说泰王没有实际权力，那么依靠政府的对抗、权衡在短暂的动荡之后，可能反而会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长期的弭平国内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然而泰王的存在，让这种矛盾的激化只能点到为止，便要被迫进行洗牌。反对派之所以敢于屡次、大规模、无法阻挡的向政府叫板，就是看准了泰政府迫于国王、军方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不敢强制驱散民众示威的软肋。

形象点说，一般意义上的政变就好比系统的格式化，重新分配利益（类似硬盘分区），重新配置权利（类似重装新版操作系统），一切推倒重来。而泰国的军事政变更像是电脑的重新启动，泰王、红杉、黄衫、贫富差距、阶级矛盾的内置软件不变，泰国的政治、宗教、资源、土地等硬件也不变，仅仅是重启、清理缓存，重新来过。

导致泰国动荡不安的原因，又恰恰是这种重启模式下难以受到冲击的软硬件配置。

毫不客气地说，泰王的绝对权威，和泰国式民主的背后，实际上演变出的恰恰是王权对于政权的和稀泥式的干预。这种干预，看似缓解了国内的冲突，然而对于整个国家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利益矛盾并没有任何救治。最终仅仅是用外部手段，将一次动荡进行强制暂停、缓冲，然后自以为聪明的引导向下一次动荡，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