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构性改革难题分析

英国有关媒体评论，“中国”如今依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过与第二名的差距已非常小），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快于生产率增长、以及内陆农村地区农民工外流大幅放缓的迹象越来越多。一个国家到达“刘易斯拐点”(Lewisian Turning Point)后，经济增长通常会减速。这个拐点是以诺贝尔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的名字命名的。未来几十年，低增长将成为困扰中国统治者的主要问题，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将为世界其余国家带来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中国工厂大量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曾造福发达世界，帮助后者实现了较长时期的无通胀增长。担心这种福利消失是没有必要的；仅印度一国的劳动力增加量，可能就三倍于中国的劳动力减少量，而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等国家也将出现类似的劳动力大幅增长。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在于升级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从而能在争取业务时进行有效的竞争。

政府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凸显，比如让更多国企接受市场的约束和放开金融业。这场最新的改革还应该有助于鼓励普通中国消费者打开钱包，从而增加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让经济增长恢复平衡。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2016年的工作重心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提出“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此，“供给侧改革”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 这一表述释放出了“十三五”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信号。

用“移杠杆”解决债务问题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短期与长期增长，都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降低负债率，但如何调、如何降?可以通过“调产能”与“移杠杆”来实现。

第一，对短期内没有总需求支撑的产能，应该进行调整，但不是一刀切。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还远远没有完成，制造业仍是中国经济中坚力量;中国制造能力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制造业效率还有大幅提升的空间。

第二，中国有巨大的移杠杆空间。中国的高杠杆率主要存在于非金融机构，包括一些国企、僵尸企业等，而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不高。一方面，居民杠杆率低、储蓄率高，可以通过政策释放红利，让居民敢于投资、敢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的杠杆率不高，可以通过加大杠杆，扩大负债的方式将非金融机构的杠杆转移过来。

所谓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减税、调整劳动力市场结构等方面。减税包括降低企业税与下调个税;调整劳动力市场结构包括增加已有劳动力的参与率，提高劳动力质量等。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对需求管理的补充。他认为，现在仍然要坚持需求管理，在其效率相对低的时候，通过供给侧，对扩大总需求起到调整的作用。

“去杠杆”要兼顾多重目标

去杠杆，要注重多重目标兼容与利益格局调整。去杠杆和去产能是一体两面的同一过程，核心问题是谁为投资失败买单。

前瞻产业研究院指出，去杠杆目标包括防风险和调结构。另外，在去杠杆的过程中，还需要以提升增长潜力、促进可持续发展来实现稳增长目标，通过托底与惠民生来实现社会稳定目标。在去杠杆的过程中，经济主体利益格局会发生很多变化：首先，企业方面，出资人将承担亏损，高管面临减薪去职，职工可能经历分流安置和培训再就业，银行则要加大坏账冲销;其次，政府方面，中央与省两级政府需要加大杠杆，地市、县需要去杠杆、实现精简机构。

如何实现多重目标兼容的去杠杆政策?她建议：第一，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变革。具体而言，可以通过省级政府发行10年期债券，议价收购库存房产，置换农民宅基地为农业用地，从而为农民提供支付小量的福利分房，引入现代农业公司并提供税收优惠，农地经营权实行长期出租，租金可以根据CPI 调整。通过租金带来的购买力，促进农村留守老人儿童集中居住在县城;地方政府投入学校、医院、文化等基础设施。有购买力的人口集中，就会促进商业、个体经济、小微企业经济生态的构成。

第二，推进社会托底与再就业工程。具体而言，由中央政府发行10年期国债，由央行购买;为去产能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劳动者提供分流安置、再就业再培训项目的支持;发放实名虚拟教育券，作为专业技术培训的政府采购，由失业人员或农民工自行选择专业技能学习，促进教育培训产业的繁荣与优胜劣汰。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与债券转股权，促进行业龙头企业兼并收购。

供给侧改革要有空间思维

当前中国主要经济矛盾是债务问题。解决债务问题，第一个办法是“降分子”，即硬性削减债务，但这会造成更严重冲击，导致债务问题更为严重。第二种办法是“增分母”，就是促进实体经济、民营经济增长，通过实体经济一定的通胀，缓解债务危机。

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要注重空间思维。当前的债务问题，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国有企业。比如从地区看，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举债进行高标准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没有实体产业投资支撑，土地开发面积扩张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一些地方工业园区遍地开花，不符合工业集聚发展的经济规律，使得投入产出没有效率。

从人均GDP角度看，一些产业人多、规模大，人均GDP反而高;而农业、旅游、自然资源等产业，“靠天吃饭”，只有通过减少人，提高人均GDP，在集聚中才能达到平衡。从增加有效供给的角度看，中国一定会有一些地方集聚人，在这些地区可以扩大供给，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从而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安居乐业。

而民营企业，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实际上已经降低了负债率，减少了投资和扩张。而要提高有效供给，应当推动民营经济投资和扩张。目前由于大量金融资源从正规金融机构流去影子银行，民企在正规金融机构中融不到资金，非正规金融机构利率被推高，更加剧了实体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金融资源配置无效率使得“增分母”难度增大，因此应该着手处理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去掉无效和低效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