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迎来了春天？

（图片来源：摄图网）

作者|高翼 来源|远川科技评论(ID：kechuangych)

今年，新型冠状肺炎黑天鹅下，不少媒体为了给国内经济打气，纷纷指出一些行业将在疫情期间逆势爆发，其中提及最多的就有互联网医疗。

市场反应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好大夫线上问诊平台单日服务量超过12万人，平安好医生在疫情期间APP新用户注册量增长10倍……

微医、丁香园、阿里健康、春雨医生…BAT旗下的互联网医疗平台纷纷接入各大门户网站，建立疫情防控、问诊专区，各种疾病科普琳琅满目，好不热闹。

而此时此刻，国家监管机构也加了一把火：卫健委在2月3日和8日两次发文指出鼓励利用互联网医疗平台，来解决线下问诊带来的医疗资源不足、交叉传染等问题。自此，不少医院都暂停医院门诊工作，开始布局线上门诊。

2003年“非典”为淘宝电商模式培养了一波用户习惯，这一次，不少券商也指出疫情或成为互联网医疗习惯养成的催化剂。

那么，2020年真的会成为互联网医疗的拐点之年吗？

医疗行业有五大利益相关方：医院、医生、药品、患者、保险，互联网医疗现有的“远程诊疗+药品线上交易”的模式，距离解决上述五者之间的利益矛盾，还有一段距离。

Part.1

作为三大民生领域之一，医疗早在20世纪末有民用网线的时候就和互联网有暧昧关系了。1998年国内首家网上药店“上海第一医药”开业不到一年，就因政策禁止被迫关闭，似乎奠定了其自始至终要受监管制约的现象。

此后，线上问诊和医药电商经历一段探索和蛰伏期，直到2014年前后天猫京东等电商行业全面进入大众视野，互联网医疗才开始慢慢有了崛起的迹象。

从2015年起，为了缓解国内医疗资源紧张等问题，国务院相继出台推动“互联网+医疗卫生”的意见，从国家层面鼓励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全国范围内首家互联网医院在乌镇落地，电子处方、线上病历共享等涉及医疗核心的概念也随之诞生。

乌镇是国内互联网产业发展先驱，自然有着示范作用，但互联网医疗真正迎来自己的爆发期却是因为另外一座西部城市：银川。

宁夏作为全国医疗机构最少的省级机构，整个省三甲医院只有三家，是“缺医少药”最典型的地区，地缘的劣势反倒让银川成为政策的先行示范地。

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卫计委在银川先后出台了若干份互联网医院相关管理意见，简化了互联网医院申办流程，将线上就诊和国家医保挂钩，并确立了互联网医院执业医师的准入和评级制度。

这三点几乎打消了想要涉足互联网医疗从业者所有的疑虑，一时间银川成为互联网医疗企业的天堂，短短一年之内就有17家互联网医院入驻银川，占据全国互联网医院的68%，一下子解决了广大“互联网平台没办法开处方”的问题。

医院、医生都有保障的情况下，互联网便开始吃到处方药这块医疗体系里最大的蛋糕，一时间全国各地互联网医疗创业声此起彼伏，风光无两。

但紧接着就是一盆冷水浇了过来。

2017年，代表着公立医院利益的卫计委，就服务质量和用药安全问题牵头制定《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等文件，强调远程医疗只能在医疗机构之间开展、线上的平台需要线下医疗机构做支撑。

直到2018年，国务院又一次通过“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意见”；2019年指导意见又一次地坚持“深化‘放管服’，鼓励创新”，沉寂一段时间的互联网医疗再一次被拉入公众视野，但这一次，这个行业已经没人再提“互联网颠覆医疗”的宏伟愿景。

纵观这几年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史，政策的反反复复的本质原因，是在没有合适业务模式下，线下三甲医院和线上医疗平台就“用药安全”为争论点的利益博弈。

Part.2

在2015年年底，互联网医疗平台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在一场论坛上介绍线上问诊项目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直接否定到：“IT人还想代替医生给病人看病，这是不可能的。”

王杉的话不无道理，在现有技术的限制下，网络只是个交流平台，大部分疾病的诊疗没办法通过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形式解决的。这使得互联网医疗不得不借助和线下医疗合作来推动业务，这样一来医生成了最大问题，三甲医院医生根本不来，普通医生没办法给平台带来价值。

如果互联网医疗平台依托重资产自己开展诊所，购买设备，倒是能通过激励解决医生来源问题，但这又回到了医疗资源公立化与市场化之争的问题：民营医疗在大型公立医院对学术和人才资源垄断下，毫无竞争优势可言。

公立化和市场化争论了几十年都没争论出一个结果来，互联网医疗要想让整个国家的卫生体系向补需方倾斜，显然还没有足够的筹码。短期看，互联网医疗唯一和医院的共鸣点在于医院信息系统的建设，但这个市场和13亿人的医疗相比，只是个零头。

其次，医生没有足够的理由到互联网平台上进行接诊。

医生的收入主要来自线下，对病情的诊断依赖仪器检查（在严控药占比下，这是一项营收点），治疗的方案也主要依赖药品和手术，而对于产品之外的服务如复诊和疾病管理的兴趣越来越小，因为无法从这些服务中获取相同的收益。

资本都追逐零边际成本的业务模式，却让医生们靠提高问诊数量来盈利，而在中国恰好问诊的价格又很低，因此互联网医疗最大的意义在于给线下实体医院业务起到引流作用，成为中小型医院扩大市场的工具。

并且，医生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是此次疫情期间，在广大医院大力提倡线上问诊的情况下，很多医生要支撑线上业务的话，须得停掉被挤爆了的门诊接待。

著名“弃医从文er”冯唐每年在《送给中国医疗的十句话》中总会加上一条：有质量、有服务的医疗在中国依然稀缺。哪一天国内顶级医生都能从纷繁工作中抽出时间在互联网平台上接诊，那就说明中国的互联网医疗模式真的成功了。

再者，在全民医保下，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支付意愿其实并不高。

2016年元旦，春雨医生开始收取线上问诊会员费，短短一个月后，平台上问题量从30000降到了3000。

此前，春雨医生的用户满意度是99.4%，在400个访谈样本中，92%的用户愿意付费。他甚至抽了一个有年龄样本和收入样本的通讯录，打了10个电话，全部用户告诉他愿意付钱。

这次，他又打了10个电话。换了一个问题，“愿不愿意我的平台免费？”10个人都说，“我愿意免费”。创始人张锐因此得出一个教训：“不要高估用户的付费意愿”。

线上问诊是一个低频、浅层次的问诊需求，不能支撑起用户的付费意愿。平安好医生为例，3年间，其用户数从2015年的3030万涨到了1.93亿。但是，客户付费转化率却仅从0.9%提高到2.7%。

早期烧钱造流量，换来的仍是低转化率。三年里，平安好医生亏损近20亿。大笔的支出用于广告和推广费用总计11.99亿元，平均每名客户需要花掉6.22元营销成本。

最后，对于医药企业，虽然各大电商平台的OTC业务都做得风生水起，药企也很乐意参与布局，但占据医药市场85%的处方药业务才是他们的重点投入对象，只要处方笺由医生撰写这一点不改变，药企销售和市场部门就永远会围着医生转。

并且，国内不允许处方药广告，合规问题杜绝了药企成为互联网平台买单方的可能。

至于医保，它本身只是一个支付方。虽然在去年医保谈判中彰显了自己对医疗和医药的“统筹效应”，但线下的三医联动本身是十几年医改之路探索来的结果，在线上还没有清晰的产业模式时，要想让它来牵头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更是难上加难。

Part.3

2019年1至10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70.2亿人次。微医、好大夫、春雨等几个互联网第三方大平台的问诊量，只占全国问诊量的6%。

截至2019年10月底，互联网医院数量已经达到269家。而与之相比，全国有三级医院2501家，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479家，线上和线下力量对比仍悬殊。

距离需求在生老病死面前只是个伪需求，北上广每年仍会涌现大批外来患者，协和同济不少科室每天凌晨五点钟就开始排起队。

医生需要合理的回报体系，患者需要合理的诊疗服务，这几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远程诊疗会永远停留在“感冒了该不该喝热水”的阶段，医药电商主打产品就离不开感冒药、保健品和成人用品三大类。

参考文献：

1、互联网医疗的困境和趋势，村夫日记LatitudeHealth

2、数百号源几秒抢光，新冠疫情会成就互联网医疗吗，八点健闻

3、互联网医疗没有梦想，财经天下

4、银川凭什么吸引全国17家互联网医院扎堆落户？，动脉网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远川科技评论(ID：kechuangych)，作者： 高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