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滩爆火出圈，成都的“村超”？

作者|肖世海 来源|未来城市研究院(ID：gh_e20e6bd98091)

黄金滩既不是变化的起点，也绝不会是终点。

大运会落幕之后，这个夏天，成都哪里最火热？

是时尚的太古里？还是人山人海的熊猫基地？是玉林路的小酒馆？还是三色路的夜市？

很多人的答案，是黄金滩。

两年前，这里还只是天府新区白沙镇上，天府机场高速公路旁的一片荒僻空地。

而现在，它已经成为整个成都的网红圣地。

音乐震天，万人乱摇。舞曲劲爆，电音串烧。太婆扭腰，老汉跺脚。蹦完哄娃，套圈烧烤。

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火起来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为什么火起来的，但就是在世人的不经意中，黄金滩这个“宇宙野生蹦迪中心”，就这样横空出世。

01

黄金滩为何生在成都？

野生不是天生，自发也并不意味着必发。

黄金滩出现在成都，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不同于广场舞、龙舟赛等成熟的群众文化活动，蹦野迪这种“新玩法”在起步阶段，显然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它看上去非常“奇葩”。

但成都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城市。

成都人一向爱玩，几乎所有的文化娱乐活动，都能在成都找到玩家。

面对“奇葩”，成都人的反应与其他城市并没有太多不同，该围观的围观，该讨论的讨论。它的包容仅仅体现在，不对小众行为投去过多的关注，不轻易嘲笑，不过分羞辱，不道德审判，甚至能给予一些理解和鼓励。

这种包容大多数时候与道德无关，成都人只是懒得管。但只要身处过闭塞保守的环境，见识过观念陈旧却正义感爆棚的路人，亲历过亲人道德绑架的过来人，就会深刻理解“懒得管”的可贵。

独身、不婚、丁克、躺平，每一种不影响他人的生活方式都能在成都得到妥善安置，成都人的生活态度，是有边界不打扰。

盲盒、手办、潮鞋、游戏氪金，每一种不花别人钱的兴趣爱好都能在成都得到满足，成都人的市场道德，是尊重每一个“韭菜”。

姐弟恋、忘年恋、快闪恋，每一种不伤害别人的爱情都能在成都找到支持者，成都群众的娱乐精神，是吃瓜不伤种瓜人。

正是在这种包容的环境下，才有无数的成都人敢于提出小众的想法，并大大方方地干，敢为人先，还敢为人前。

正是这样的环境，让人敢于表明小众身份，敢于展示并不高明的作品，敢于表达略感羞耻的想法。

这样一个环境，往往正是决定一个小众爱好能否萌芽成长的关键。

而且，事后证明，蹦野迪这个爱好其实并不小众。

在广场舞的多年教育下，成都中老年群体都具备了蹦迪的潜力。

对他们来说，蹦迪，其实也只是音乐劲爆一点，动作激烈一点，舞步凌乱一点的广场舞罢了。

02

“小政府”创造“大奇迹”

与民众的包容相比，政府的包容也同样可贵。

在中国，蹦野迪者不可胜数，黄金滩的爆红，很大程度上是足够多人的热情烘烤之下，量变引起质变。

但这种质变，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奇迹。

因为伴随人群聚集，各种风险就会急剧增加。

比如，据红星新闻报道，黄金滩舞场所在的梅家村委会负责人表示，因为人流量过多，黄金滩存在着一定的发生踩踏事故、交通事故的风险。还有用电问题，“黄金滩”的音响需要从裸露的交通信号灯灯杆下方电箱“取电”。

而在辅道旁的桥下空旷地摆摊，因为不具备消防设施，也存在一定隐患。此前就曾有天府新区新兴街道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黄金滩周边环境复杂，再加上高温、防火、防踩踏等，让当地政府时时“提心吊胆”。

在很多城市，面对类似的风险，政府的治理、整顿可能早已接踵而至，甚至为了省事，直接“一刀切”。

更何况，黄金滩这种亚文化现象，它的走红背后，显然并没有政府策划的参与。

“不整齐”不是政府文化部门的策划风格，“无美感”不是文化部门的策划水准，“野地里”不是文化部门的策划选项，“上万人”超出了文化部门的策划胆量，而人们发自内心的“热情”，通常也超出了一般文化部门的策划能力。

但在成都，无论是组织者，还是政府，都有足够的理性与包容。

在公开的信息中，黄金滩是没有“组织者”的，黄金滩舞场核心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是用“自发组织”来避免“组织者”头衔带来的额外压力。

 图源：中国新闻周刊

但从实际来看，这样一个“自发组织”的蹦迪活动，却早就形成了一套饱含民间智慧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他们不断发现和吸引同样的爱好者，最终孵化出黄金滩舞场这样声强势壮的市民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他们以高度理性合作的态度，来配合政府管理，约束参与者的行为，最大化地降低活动风险。

而当地政府的态度与能力，也同样让很多人很难想象。

一个规模庞大、人员复杂、安全隐患让基层政府提心吊胆的所在，居然能存续一年多，没有清理取缔，没有强制搬迁。

当地政府的选择，是付出最大的心力，来默默护航。

据媒体报道，为了维护黄金滩的秩序，黄金滩所在的新兴街道、地方派出所，以及周边村里每日都会派人来维护秩序、指挥交通。

考虑到来黄金滩蹦迪的人热情很高，每天晚上，政府工作人员和派出所的人员都会在现场，尽量以柔性劝导的方式让蹦迪组织人注意安全。

天府新区新兴街道的做法，体现的不仅是成都政府的温度，更是成都的基层治理理念。

成都市各级政府（机构）是典型的“小政府”，民意大于政绩，服务多于管理，基层管理尤其如此。

2014年，成都就构建起党组织领导的“一核多元、合作共治”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2017年9月，成都设立了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探索形成了“一核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

2020年，成都出台《成都市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更是将成都社区发展治理推向新的阶段。

成都体育学院马蕾的一篇文章总结称，成都一方面上级政府下放权力，防止管得宽、管得严，基层社区“去行政化”，防止管得细、管得多；另一方面打造服务型政府，提高办事效率，增强基层组织自治能力和治理能力。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成都的社区治理理念。

成都至少有两项重要的创举，使其基层治理模式发生了可喜变化，并在基层治理乃至城市治理领域成为全国先进典型，被称为“成都模式”。

一，是成都在基层设立村（居）民议事会制度，提高了村（居）民参与城乡治理的能力，让村（居）民在自我组织、自我服务中不断提高责任感和认同感。

黄金滩舞场所在的梅家村，基层体系显然就发挥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比如安排人手维持秩序，组织居民与街道等上级部门积极沟通协调，推动改善安全隐患等。

而背后的原因，正是居民（村民）深度参与社区（村）治理，增强了社区与居民的联系，社区充分理解居民的合理诉求并通过协商形成解决共识，民有所呼政有所应。

二，是成都探索引入社区发展基金会和志愿者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弥补了基层力量的不足，让更专业、更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文化领域更是大放异彩。

引入社区发展基金，最典型的案例是麓湖公园社区。

据了解，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依托麓湖社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积淀，先后创立了“渔获节”、“麓客之夜”、“麓湖龙舟赛”等城市级市民文化IP，还资助社区居民自主建立兴趣社群，期望孵化更多文化IP。目前，麓湖的社区文化发展已经进入了良性轨道，成为成都市民文化发展的一张名片。

麓湖高端精致，黄金滩俗俚粗粝，本不该相提并论，但两者却有若干个共同点：比如，都是居民自发组织，都经过了长时间的自然生长，都形成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市民文化现象，以及都有社区和政府的积极引导。

03

黄金滩的去路猜想

黄金滩的火热，目前还仅仅存在于网络和民间，还没有走进主流视野。

对于它的后续走向，外界有若干猜想。

一种观点认为，成都政府可以借鉴村超和村BA的经验，将黄金滩打造成一个市民文化IP。

现在，黄金滩已经成为“蹦野迪”活动的一面旗帜，在发现黄金滩舞场爆火后，金堂、龙泉驿、青白江等成都区县都相继出现了“蹦野迪”场所，并继续扩散到遂宁、绵阳等其他地市，并被当地人戏称为“黄金滩分滩”。

政府迟迟没有下场参与，原因可能在于“蹦野迪”这项活动本身很难说有什么文化内涵，或者说文化内涵挖掘和包装难度很大，难登大雅之堂，同时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政府文化宣传部门或官方媒体也难以找到恰当方式和角度直接参与宣传推广。

但自古以来，自发形成的民俗活动，一开始都不是以具备文化内涵为前提，更不是以弘扬某种文化为目的，但在长期的持续和传承过程中，都被历史和民众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市民文化，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由群众书写的。

每天有数千上万群众直接参与，还有更多网友热切关注，这本身就说明了这项活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持续一年以上，也充分证明了其生命力。黄金滩应该有进一步研究挖掘的价值。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黄金滩的价值还有待验证，恐难长久持续运营。

一方面，黄金滩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由核心组织者、领舞、“氛围组”、直播博主、夜市摊贩等构成的舞场“生态”还在持续演变，其活动内容和文化内涵也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中，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自我“赋能”。

另一方面，黄金滩舞会场地仅为临时场地，而核心组织者也是周边居民，其辐射能力也比较有限，而一旦舞会被要求搬迁场地或者分流，松散的组织团队很大可能会从此各自飘零星散。

当然，还存在第三种观点，那就是将黄金滩舞会应交由社区发展基金会或者其他的市场主体来进行专业化运营，以保障它的可持续性。

但无论哪种观点，都认为完全松散的组织方式通常不稳定不可持续，应该在它的热度消退之前，找到稳妥的方式承接它的管理。

黄金滩舞会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意外，甚至给了不少人惊喜，它的生命力让人惊叹。但它应该被呵护，至少给它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正如每一个意外到来的生命，都值得一次隆重的欢迎。

04

城市新文化：变化正在发生

更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每次提到黄金滩舞场，很多人都忍不住联想到淄博烧烤、贵州村超、村BA等热点现象。

虽然从当下来看，黄金滩的内部资源调动能力和外部影响力，都还远远不及其他热点，但它们的确存在某种共性。

比如，它们都不符合多数政府对城市对外形象的“高大上”期待，而是以接地气乃至乡土气的面目示人。

比如，它们的参与者都具备极大的热情，并相互“交叉感染”形成情绪共振。

比如，它们都是先小范围爆火，后借助网络偶然地发酵成为城市级市民文化现象。

曾经有学者研究认为，当大量密集地居住在一起的、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城市居民相互接触，就会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城市意识和生活方式，甚至建立起自己的聚会场所，创造自己的仪式，开始自己的行动。

由于这样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偏离主流的社会规范，所以被定义为“城市亚文化”。

而黄金滩舞场、淄博烧烤、贵州村超、村BA这些现象，用“城市新文化”来表述，或许更合适。

它们的诞生，也并非偶然。

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经济上，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人口上，90后和00后逐渐成为潮流风向，人口规模出现60年来首次负增长。

中国新增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环境上，疫情、宏观调控、国际形势等因素，都深刻影响了大家的生活观与消费观。

所以我们正在看到，也正在经历，整个中国社会文化与时尚潮流的剧烈变化。

这些变化，既带来了国潮复兴、电竞和二次元崛起等显著变化，也正在黄金滩、榕江这样的地方，以新的城市文化现象不断兴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金滩既不是起点，也绝不会是终点。

黄金滩、村超、村BA、淄博烧烤等现象，都反映了市民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的新趋势：

一，是普通市民的文化创造力正在觉醒，群众文化的创造方式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从“政府号召市民响应”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并重的复合模式。

二，是随着新市民群体逐步融入城市文化生活，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进一步增强，建立了城市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有意识地参与到城市文化建设和传播，并与政府形成了默契与合力。

更进一步，它们或许还反映了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政府的文化创造力已经越来越跟不上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这意味着，政府在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同时，也需要转换角色，更多地鼓励、发掘、孵化、保护群众的创造力。

这也正是城市新文化时代，政府需要应对的新挑战。

如今变化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全国蔓延，山东淄博、贵州榕江、四川成都已经迎接了变化，其他城市呢？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政府网站）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未来城市研究院(ID：gh_e20e6bd98091)，作者：肖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