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下的中国三四线城市产业招商的思考

2000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偃旗息鼓，从2007年度最高的GDP增速14.23%，到2019年的6.11%(2020年受疫情影响，增速为2.3%)，增速放缓成为常态。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增长均面临压力。从消费层面来看，多年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推高房价的同时也将经济推向滞涨的边缘，目前更叠加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压制，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00后人数比90后少了近4700万，这个残酷的数据反映出中国人口在2026或2027年达到高峰，而人口红利在2030前后将消失。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在此新态势下，人口、资金和资源向国内一、二线城市和省会城市汇集是一种普遍规律。中国城市格局已经从2012年后出现拐点，从主动分散的中小城镇化转变为被动集中的大城市化，部分城市甚至出现收缩态势。特别是在高铁八纵八横网络初具雏形的最近五年，传统强势的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等三大发达经济圈，和新兴的成渝、武汉、郑州等区域节点城市集群，纷纷凭借交通、就业、户籍政策、教育、医疗等优势资源，不断加大自身吸引力，其人才、技术、资本的集聚效应显著。三四城市本身经济总量就较小、产业结构尚不完善、高端人才匮乏，同时还在不断流失人口，尤其是年轻人，这对于地方政府进行产业招商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资料，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入规模超过150万。若按照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南北方的话，则2019年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达到167万。而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这就要求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进一步集聚，才能节省成本，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未来一线和新一线的人口集中度还将继续提升，尤其是中高端人才在大城市的聚集程度还将继续提高。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对部分中小城市第一次提出了“收缩型城市”，对大城市第一次提出超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有可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城市格局。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14-2017年间共有26个城市出现持续的人口净流出，成为收缩型城市。相关城市主要可分为四类：资源枯竭型、产业变迁型、地理偏远型以及被动虹吸型。

传统的地方政府招商模式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政策补贴，内陆城市主要以政策优惠扶持为核心抓手，通过驻京/驻沪办、线上推广、实地宣讲团等渠道开展招商引资，各地政策同质化内卷化严重。此外，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招商，三四线城市提供不了其所需的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缺乏培育其成长的沃土，因此很难吸引项目落地。这成为了三四线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痛点。由于激励机制的原因，当前城市发展思路基本都是扩张再扩张，总体上没有认识到“小而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部分收缩型城市在人口流出的同时，其建成区面积却在持续扩张，从而导致城市资源错配。比如大庆，与90年代相比，2015年的人口密度下降了32%左右。再比如吉林市，2010-2017年户籍人口减少了19万，建成区面积却增加了23平方公里，导致人口密度下降了4.3%。这种情况这意味着，人口和公用设施的资源错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特别是原有的公共服务本来就无法获得更优质的资源，现在利用率更加低下，其服务水平出现恶性循环。而为了提升公用设施和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和坪效，地方政府将招商引资作为更重要的指标来推动，但自身的公共服务在招商引资，招商引智层面却不具备吸引力。

产业转移是生产力空间转移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外力。产业转移利于承接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承接地综合经济实力。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分工的深化，区域产业早己呈现出从东向西梯度转移的态势。过去中西部地区招商主要依赖于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大幅提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再具有吸引力。然而，产业梯度转移背后的深层原因是2000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全球供应链层面，加入WTO进入世界贸易分工体系后出口的快速增长;在固定资产投资层面，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带动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2012年后随着出口和投资不断降速实体经济缺乏新增长点中国GDP增速趋势性下滑，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过剩的资本”继续推动着产业的繁荣和不断的向中西部城市溢出。

随着上述几个“旧动能”的逐渐衰减，叠加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动荡，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将人力密集型产业优先向东南亚、印度等地区转移，三四线城市单纯的土地、税收招商政策不再具备吸引力。而先进制造业、资金密集型制造业，对人才、产业配套要求极高，由于优质的人才、技术、客户资源集聚于一线及少数龙头二线城市，面对传统的长三角、京津冀和大湾区，以及新兴的成渝、武汉、郑州城市集群，部分三、四线城市竞争力极弱，在供应链层面配套补足，同时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和招商引资层面出现同质化竞争，进而进入所谓“内卷化”阶段。

多数三四线城市的产业园区尚处在要素聚集的同质化阶段，原有的招商引资形式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

1、优惠政策以税收返还为主，辅以实物、厂房、土地、资金补贴，各地同质化严重;

2、地理距离因素导致政府对招商对象企业了解有限，骗取扶持、补贴的现象屡有发生，加剧地方政府潜在的财政、合规及声誉风险;

3、地方政府因财政、人才等方面限制，难以维持大规模的专业化团队，主动的专业化招商团队维护成本极高;

4、线上推广活动难以形成独特壁垒，且依赖于外部合作方的流量导入;

5、各项招商活动自身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收益，相关部门团队沦为纯粹的成本中心，活动规模与扶持力度受到政府财政资源的限制，财政紧绷更导致招商预算日益趋紧，拓展活动频度和力度边际减弱。

基于以上因素，对于很多招商人员而言，由于各地要素基本接近，“现在招商引资的内卷更多地表达一种消耗精力的死循环”，不能不消耗资源去招商，然后资金精力和资源更多消耗在过程中，获得的收益往往较为一般。

当前形势下，新的招商引资模式必须调出原有的思维窠臼，从内卷化走向外卷化，从不动化走向进化。城市招商不应限于本地地理空间，应着眼于资本输出和“飞地模式”带来的生产总值和财税，从外部卷入资源。

以盐城为例，2016年，盐城政府下属的盐城东方集团，锚定上海内环内的高端写字楼，购进位于保利绿地广场、金融街静安中心、中信广场等3处共6.7万平方米优质资产;集团依托保利绿地广场设立中国盐城(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打造“上海研发基地+盐城产业化基地”的“双基地”联动的新型经济结构，构建驻沪招商、“飞地”研发的新模式;基地承担了为盐城经开区招商引资搭建“桥头堡”的重要任务，吸引了东风悦达、华人运通、建信人寿、德国西诺德等一系列知名企业落户，并计划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过去十五年随着东部大城市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成本的大幅提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失去吸引力，中西部地区开始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政府打造产业园区招商引资，然而由于GDP增速下滑，新旧动能转化困难，居民、政府和企业杠杆水平居高不下，三四线城市优秀人才流失，同质化招商引资困难使得许多三四线城市的招商走向内卷化。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着力以轻重资产的模式打造“反向飞地”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所投项目遍布于各大一线城市，但只要最终可以实现导入产业、资金、资源，反哺当地经济发展的目的，即相当于投资于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