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再无深发展 深发展更名一周年祭

世上再无深发展

深发展始于1987年中国金融改革初兴之时，终于2012年金融市场群雄逐鹿之际，享寿二十有六春秋。

其历史分野为，1987至2003年的自我发展时代、2004年至2009年的新桥时代、2010年开启的平安时代。简言之，深发展是中国股市早期神话的缔造者、是很长时间内国内唯一的上市银行、是首家引进外资作为大股东的银行，它承载了太多关于金融改革的话题。最后，它又成为金融改革的“先烈”。

其行为逻辑是，自我发展时代在创造不朽辉煌的同时，也遗留了无法治愈的沉疴;新桥时代在引资引智开展改革的同时，也伴生了财务投资者本身短板无法解决的资本和改革难题;平安时代在作为战略投资者大推综合金融的同时，也经历了两行整合的人事震荡和改革阵痛，以及市场对一家保险起家的金控集团在更大平台上打造银行系和交叉销售的观望与期待。

其文化遗产在于，镌刻出中国金融改革创新甚至是中国金融梦想的早期范式，累积出中国金融职业经理人制度逐渐成型的时代样本。它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的其他引资引智路径一起鲜活了南中国金融的底色。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风雨浇漓，向海一叹，从此再无深发展。

周林时代退无可退

股份的面子，国企的里子。内有改革乏力、资本不足、不良高企之弊，外有亚洲金融危机倒逼之势，深发展28%的非流通股对72%的流通股的股权结构，注定它会成为一个天然的容易被收购的壳。留给时任董事长周林的课题，就是卖给谁?卖个什么价钱?

深发展元年(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深圳21家农信社组建银行，并向社会公开发售股票。是年亦有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开业。如此领时代风气之先、大行金融改革之举，至今宛若神话。

深发展二年(1988年)，深发展股票以000001.SZ名号挂牌，顿成股市大吸盘，股价高达85元，风光无两。有位股仙级老太太，数年后拣出发黄的深发展股票纸，莫名坐成百万富翁。与老太太的淡定不同，深发展是当时全体股民的狂欢。“和你一起深发展”的市场谶语，饱含了太多突如其来的喜悦、太多突如其来的痛苦，以及杂糅其间百思难解的股市初恋。

是年，广发银行开业;深发展七年(1993年)，浦发银行开业;深发展九年(1995年)，海发银行开业(3年后关闭)。此四家银行史称中国四大发展行。

深发展十一年(1997年)，深发展股价急泻而下，疯狂的市场迎来迟到的理性。事起于深发展时任行长贺云挪用3.11亿元信贷资金炒作本行股票。事发后，贺云撤职，深发展4年不准配股。

贺云违规不是孤案。十数年来，亦有申银证券总裁阚治东操纵上海陆家嘴股价案、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做空“327国债”巨亏案、君安证券董事长张国庆侵吞国有资产案、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受贿案、中信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挪用公款案、华夏银行行长段晓兴受贿案、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贪污案、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贪污案等陆续并发于前后。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金融机构被视为改革异常缓慢的最后堡垒。金融高管超级权力导致的超级腐败和不良高企为内势倒逼，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整体经济困境为外势倒逼。大整顿、大改革已是箭在弦上。

此时的深发展经过十年超常规发展，已经走到亟待调整的十字路口。尽管28%的非流通股对72%的流通股，让深发展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已是最接近全流通，但同股不同权，话事权紧握在法人股手中。一位深发展老员工称，“我们当年订做行服，都要上市政府办公会讨论，遑论其他。”更有甚者，深发展成立12年政府主导换了7任行长。组织不稳定性及领导人的 “走马灯”给少年的深发展留下无数的伤痛，也留下了历史性的遗憾。如此“股份的面子，国企的里子。”浓烈的行政化色彩束缚着深发展的改革和发展。

同样是国有法人股控股，招商局已具备较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只有一次马蔚华对王世祯新老交替(1999年)，这使得马蔚华们可以在零售银行、现金管理、小微贷款等领域放手创新。同样是国有法人股控股，于1988年成立开业的兴业银行，只有一次李仁杰对高建平的新老交替(2002年)，这使得李仁杰们可以在银银合作、第三方存管、财富管理等领域放手创新。结果是招行、兴业一路狂飙突进，深发展却走进了迷惘的沼泽。

如此一来，就只剩下惯性发展，但惯性发展并不能带来质变。深发展十四年(2000年)进行了少有的一次配股，但不足20亿的注册资本，与接近2000亿的总资产盘子相比太过弱小。惯性发展的另一面则是不良高企。100多亿的不良资产余额，让深发展在日趋严格的监管指标之下负重累累，举步维艰。市场流言深发展早年“一楼三贷”实有其事。第一次，深发展买了深圳某栋楼第八层作办公场所，结果发现这栋楼总共只有七层;第二次，这栋楼被人用作抵押贷款，变成一笔不良;第三次，深发展又贷款给别人去收购这栋楼，造成另一笔不良。此类乌龙业务在深发展早期并非孤案，以致在上市银行中，深发展成为不良资产比例最高、拨备计提覆盖最低的双料“冠军”。

由此来看，深发展的积弊不仅有体制原因，还有自身管理原因，它如温水青蛙般在最后时刻无法自我救赎。当年股市老龙头发展至此，情何以堪。无奈之下，时任董事长周林、时任副董事长兼行长何如等人将目光投向海外。毕竟28%的非流通股对72%的流通股，深发展是一个天然的容易被收购的壳。

循此路径救赎得益于亚洲经验。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巨增，金融体系处于崩溃边缘，随后大量外国资本参与收购、并股以及债转股，带动了国内金融改革和经济复苏。如韩国，美国新桥集团(NEWBRIDGECAPI-TAL)1998年12月收购韩一银行51%的股份，使韩一银行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首个外资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汇丰银行亦于1999年2月收购汉城银行70%的股份。又如泰国，亚洲金融危机后在金融和不动产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占FDI总额的30%。当其时，中国市场被普遍看好，通过收购和参股提前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获取可行经验，也被遵循为一种切实的操作路径。

两相默契之下，博弈达到了最佳平衡状态。随之，准入中国的市场规则也在不断充实与完善。如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前后，外资并购的新法律法规不断适时颁布更新。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对外资银行参股比例的指导性意见为单个外资银行参股比例最高为15%，多个外资银行参股比例不超过25%。2003年成立的银监会将前者调整为20%。

谁能与我深发展?周林等人的选择就是找个好买家。

新桥时代财务管控

新桥的财务投资者属性注定它不会改革太深、投入成本过大，它只需要为深发展完成最起码的转型，然后分享惯性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红利即可。韦杰夫时代是新桥小试改革手笔，但无疾而终。

深发展十六年(2002年)，在包括欧美银行、台资银行的众多选择中，周林和实际主导的深圳市政府最后选择了那个收购韩一银行的美国新桥集团。

可征前例是，韩一银行51%股份被新桥以5亿美元购买后，韩国政府将其余投票权一并授予新桥，新桥实际获得100%话事权。收购前，韩一银行亏损近10亿美元;收购后一年，税后利润近3亿美元，资本充足率13.6%，一跃成为韩国资本最充足的银行。是年9月29日，深发展收购过渡期管理委员会成立，过渡期的董事会工作由周林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