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老去 中国唱片业迈到了产业的尽头

由于全国各地出现不少唱片公司，产品类目增多，经销商在资金流上无法配合。1986年开始，唱片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从原先的购销变成了代销，也就是说，经销商可以赊账提货了，而且卖不掉的可以退货。这对唱片公司的计划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赖说：“有些公司的退货率能控制在10%，有些是在20%，还有些甚至高达40%。”事实上，这一改变增加了唱片公司的风险。日后看来，这也成为许多唱片公司迅速倒闭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或许是因为市场的压力，或许是因为如李海鹰所说的“‘扒’别人的歌没成就感”，1986年也是中国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爆发的一年。这一年，太平洋推出专辑《为我们骄傲》，实验性地收录了包括李海鹰在内的7首本地原创歌曲。此外，为纪念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的《让世界充满爱》，以及崔健的《一无所有》都让中国人沸腾了起来。

在紧接着的1987年，唱片业又遇到了一个产业高峰。到1989年，太平洋成立10周年时，全国已经有300多家音像出版单位、数百家复制生产厂家、10余万家销售商。

虽然竞争对手在不断地增加，但20世纪90年代前盈利始终不是唱片公司的问题。

1987年，太平洋影音搬入现在所在的大楼。这座大楼拥有产业链的全套设备。“一个歌手进门，不用出门，就可以完成盒带的全部制作。”赖秀薇说，“那时候太平洋单单编辑就有30多人，录音棚每天24个小时不间断录音，一个人平均3天出一张专辑，那时的出版量是非常大的!”20多年后的现在，整个太平洋公司只有50个员工。

进入20世纪90年代，唱片业似乎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唱片公司的明星制以及全国媒体娱乐版面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唱片的销量。

铺天盖地的歌手海报、贴纸、卡带席卷内地，能数得上名字的歌手如过江之鲫。内地出现了毛宁、杨钰莹、黄格选、陈明、林依轮等一批有特点的歌手，大街小巷的音箱里回响的都是他们的歌声。

环球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公司、华纳唱片公司等大牌唱片公司也相继进入内地。香港的天王天后们在内地掀起一阵追星热潮：张国荣和谭咏麟两位乐坛老将，张学友、郭富城、刘德华、黎明“四大天王”，还有叶倩文、林忆莲、任贤齐等风格不同的歌星，成为那个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中国的乐坛在那一时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这些歌手在当时都有一批固定的歌迷，一旦有新专辑发行、演唱会举行，歌迷们都会给予极高的热情支持。

与太平洋一墙之隔的东方宾馆也见证了那个时期唱片业的辉煌。当时太平洋、新时代、白天鹅和珠海湾仔组成南方音像集团，每年三次在东方宾馆举办订货会。“那是很震撼的场面。每次订货一个品种都是1000箱的量。一个品种几十万盒不在话下。每一个的追加量都在10万级。”赖秀薇回忆。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唱片的销量突然直转而下。从1996年起，中国内地的唱片销售量每年都以40%左右的份额下降。

追究原因，翻版和盗版是这一轮大幅下降的“罪魁祸首”。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交界时，唱片公司纷纷从盒带向CD转型，卡带慢慢退出市场。除去音质和存储能力的提高外，这一次技术的变更从某种程度上也大大降低了翻版和盗版的门槛。卡带运用的是模拟技术，CD运用的是数字技术。卡带的翻录会造成音质的大幅下降，而CD的翻录对音质的损伤则低于卡带。

由于一直以来对版权的不重视，缺少法律屏障的唱片公司在技术革新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到1999年时，整个唱片市场因翻版和盗版的侵蚀已初现衰败的景象。

这一年，李海鹰把家搬到了北京。虽然走出这一步的直接原因是做了姜文《鬼子来了》这部戏的音乐，但他不否认这也与广州的音乐氛围多少有些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央视已经放开对娱乐与流行文化的限制，各种排行榜、MV、明星层出不穷，人们不再“通过广州看港台”。而2000年前后，各种大型流行音乐晚会如“同一首歌”、“中华情”，在央视遍地开花，各种题材的电视剧也迅速繁荣昌盛。去北京，上央视，最好还上回春晚，成为歌手走红的主要渠道。电视取代唱片公司成为了音乐人新的归宿。

在这段时期里，绝大多数音乐人的成就始终无法超越当年，有人转行，有人逐渐被人遗忘。李海鹰则顺应形势做起了电视剧及晚会歌曲专业户。

从唱片公司到电视剧、晚会，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中国音乐创作人与其雇佣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是干一票算一票的形式。这种散漫、一次性的合作关系的形成与版权制度不完善有直接关系。因为日后的版权得不到保障，原创者往往抱着“赚一票就走”的心态。与此同时，这种关系的形成也大大减低了音乐原创者制作精品的积极性。在以后互联网大行其道之时，它更显示出消极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的这15年，堪称中国流行音乐辉煌浪漫的15年，无数资金如洪水般涌入乐坛，把唱片业捧成一轮红日，无数才子佳人纷纷闯荡乐坛，希望能够一曲成名。

令人惋惜的是，在唱片业的黄金时期，整个行业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体系。造成这个结果，既有唱片公司自身缺乏版权“基因”的原因，也有政府管理上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内的版权事业起步比较晚，1990年9月著作权法颁布，1991年6月开始实施，直到1998年9月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才正式成立，1999年才有首例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著作权行政处罚案。在音像制品管理上，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文化部、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署三驾马车同时监管。而多重监管往往导致的便是互相推诿、无人问津。

也是在1999年，赖秀薇从惠州夏里巴调任广州太平洋。虽已有心理准备，但她仍未料到，即将面对的是一个迅速衰退的市场。

“音乐还活着”

如果不是有人带路，很难想象在广州机场路如此庞大的化妆品市场里，还隐藏着中国目前唯一的音像品批发市场—广东音像批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