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设施全面改造箭在弦上 资金需求达8000亿

而自来水处理工艺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已历经4代工艺。第一代就是四步法工艺，该工艺主要以去除原水中的悬浮物、浊度、色度和病原菌为主，对溶解性有机物去除能力极其有限。

第二代是以臭氧、活性炭为核心的深度氧化技术，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它在第一代去除效果的基础上，解决了有毒微量有机物及加氯消毒副产物的危害问题。缺点是吸附了有机物的活性炭，为病原菌、藻类等生长提供了富含营养物的温床，藻类死亡后分解的具有致癌效应的藻毒素可能残留水中，因此以这种技术处理的饮用水的安全性仍受到质疑。

第三代是以超滤膜为核心的组合工艺，上世纪90年代开始应用，在第一代工艺去除效果的基础上，它能有效减少氯代前驱物，且出水的浊度始终保持在极低的水平，对细菌、藻类等水生生物的去除率可达100%。该工艺的致命缺点是对有机物的去除几乎没有帮助，因此针对目前中国各自来水水源有机物含量超标是主要矛盾的现状，这一工艺仍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第四代是以纳滤技术为核心的新兴工艺。纳滤是纳米技术与过滤技术交叉渗透而创新发明的介于超滤与反渗透之间的新兴技术。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截留那些能透过超滤的有机物及重金属的同时，又能透滤被反渗透截留的部分矿物质。

蓝伟光认为，中国当前的四步法工艺不但难以去除有机污染物，反而在处理过程中因混凝剂的作用可能增加氯化消毒的前驱物，从而加氯消毒后会増加致癌的加氯消毒副产物。他建议中国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与应用实践，把自来水处理工艺从一、二代直接升级到第四代。

无论采取何种技术路线，要想符合新国标要求，全国自来水企业在生产工艺、管理、维护等多个方面都必须做出相应调整，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技术改进和设备更新。但是本刊记者采访获悉，目前业内仅仅是看好城市污水处理和相关的管网设备制造行业，于处于民生重要地位的供水行业短期内很难看好。

“大家现在都在回避这件事。公众不愿意主动追究企业水质不达标的责任，而政府因为无法保证自来水的新国标，也暂时不想去谈自来水提价改革”，中国水工业网CEO张颖夏表示，自7月1日推出新国标到现在已经3个月有余，却没有看到一例消费者起诉自来水不达标的案例，这在国外是很难想象的。

8000亿改造投资从何而来

自来水企业的长期资金紧缺问题被认为是无法实施升级改造的最大困难。 6月27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向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报告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情况时指出，由于水价受到居民承受能力等因素制约而难以及时调整到位，无法保障设施更新改造与大修的费用，供水企业无力投入，也缺乏对供水设施进行改造和建设的积极性。

蓝伟光认为，在国家不补贴的情况下，将现有自来水处理工艺从第一代直接升级到第四代，每吨成本最高才增加0.7元，一个3口之家，按每月用水20吨计算，即使财政不予任何补贴，每月增加15元的成本。在他看来，这是可以接受的成本。

不过，按照当前的水价机制，启动水价调整的阻力相当大。目前，水价主要两种征收方式，一是政府定价，供水企业面向公众通过价格直接收费，一种是政府向公众进行事业性收费，再通过政府采购向服务企业支付服务费用。

清华大学专家傅涛认为，在第一种体系中，水价形成机制有待完善，长期处于水价过低的困惑之中;在第二种体系中，存在大量不同程度的政府服务采购支付违约，影响了水业服务的持续性。因此，造成水务服务长期低质低价，行业总体收益率低，可持续发展能力差。

据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统计，中国现在城市的自来水厂有30%处于亏损状态，1/4的污水处理厂也处于亏损状态。

有报道称，海口现行自来水综合水价为1.83元∕吨，而单位成本高达1.97元∕吨，供水成本与水价倒挂。 而2008-2010年，广州市自来水公司的单位供水成本为2.016元/立方米，远高于广州市物价局2005年批复的1.69元/立方米，导致企业连续3年亏损，主营业务2010年亏损接近4个亿。

自来水厂亏损的情况下，进一步升级改造则面临融资困难。新增改造资金究竟该由谁来出?尽管相关规划给出原则性的意见，如“地方政府要将城市建设维护资金、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城市建设支出的部分优先用于供水设施改造和建设”以及“继续安排中央补助投资，重点向中西部及财政困难地区倾斜”。

但是，对于供水企业而言，则面临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是作为准公益性行业，公益性目标和收入自负盈亏的两难境地。

市场化改革仍需推进

“供水设施的市场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大部分为地方政府所有。除了兰州、海口、上海浦东、贵阳等少数城市的自来水和管网进行过市场化运作外，近两年已经很少类似案例”。金永祥表示。

BOT在中国水业最早的实践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市水六厂B厂项目，此后2007年兰州市政府将兰州供水集团45%股权及污水处理项目转让给威立雅水务集团，成为最经典案例。之后，兰威水务在争议声中，掀起了多次自来水涨价风波。

涨价行为受到了不少质疑，质疑者认为，政府将水厂高溢价转让，其实是将政府应当承担的部分责任转嫁给了企业，企业又通过水价上涨将成本转嫁给了公众。

2009年8月底，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住建部城建司等多个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兰州水价成本、外资进入等问题进行了调查，最后调查得出结论为：兰州市此次水价调整供水成本状况清晰，与高溢价引入外资并无直接关系。

但是此后自来水的市场化步伐也逐渐放缓。“观念上，自来水与百姓的关系密切，出了问题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政府宁愿把它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过去几年的资金宽裕是一个更主要的原因。2008年开始的宽松信贷，让政府解决问题的资金充裕，因此对供水设施市场化融资积极性并不高”。金永祥说。

但是，“市场化带来的效率改进应该首要考虑。如哈尔滨的两个污水厂，一个政府投资建设，1立方米的处理能力需要投资2000元，而另一个采用BOT模式建设，只需要1000元。如果靠政府投资，浪费十分明显。但市场化同时也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永祥说。

在他看来，过去实施的几个市场化案例仍是成功的。主要体现在，除了减少财政支出，改制后监管的问题也解决了，新厂不再是政府的全资公司，而是被置于多个部门的监管下，“即便有个别部门放水，也不会造成监管上的太大漏洞，部门间互相有所监督。同时，作为市场化的项目，媒体的监督更为严密，国有水厂通常不会引起关注，但市场化之后则成为公众焦点，如兰州的水厂所遇到的公众监督就是如此”。

另外，从水厂的内部管理来看，国有体制缺乏制约，决策难以科学，而多元化的投资会产生相互之间的制约，能够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不再是老总一个人说了算。“改革虽有微词，但改革的成效更为显著”，金永祥说。

也有人士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是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提高营运效率，加快改善市政公用事业基础条件，提高供给量和服务质量，但客观上却加剧了地方政府变现资产的短期行为，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对供水设施的投入普遍不足，形成了历史欠账。所以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应强调政府责任。

事实上，不论市场化与否，都不能成为水设施改造推行不下去的理由。随着公众对于水安全的意识日益提高，在这一庞大的公共需求面前，水设施全面改造必将提上日程，这一块市场无疑非常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