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彩票发行权被两部门垄断 坐享巨额收益

中国彩票事业问题重重

上个月12日，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出了一个大奖，北京一名中年男子独享110注一等奖共约5.7亿元奖金，打破了双色球头奖历史纪录。然而从巨奖发放至今，外界的关注和质疑就从未间断。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公众对于5.7亿大奖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彩票的票面信息上，一个是2秒钟内能否接连打出两张一样的50倍投注彩票，另一个是三张彩票的编码顺序问题。

“从彩票的安全性来考虑，福彩中心不能解读彩票的编码信息属于正常，因为这些技术本该由独立于福彩中心的彩票开发商掌握。然而目前国内的情况是由福彩中心技术部门掌握着。”著名彩票研究专家程阳表示。

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日前，北京市福彩中心在其官网上曝光了获奖彩票和兑奖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巨奖兑奖已结束，福彩中心不会再就任何5.7亿巨奖衍生问题做回复。

对此，程阳表示彩民和公众的质疑有其合理性。“目前国内彩票销售系统在安全性方面严重滞后，特别是在防范彩票机构内部违规操作的监控与稽核方面。我们的系统主要考虑怎么样把彩票卖出去，欧美国家的系统主要考虑怎么样防范内部风险，这是最大的区别。”

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企业委员会委员、民政部彩票专家苏国京表示，“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彩票就是部门彩票，与国际上通行的国家彩票有显著差异，民政、体育两个部门实际上成为彩票发行的既得利益部门。”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苏国京本人曾参与过《彩票管理条例》等法规起草和征求意见，几年来他和一些业内专家一直建议推行国家彩票，替代目前的部门彩票，都没有被采纳。

两部门垄断彩票发行权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资料显示，从1987年首次发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以来，中国彩票行业走过25年的历史，2000年中国的彩票销售额仅仅181亿元，过去十多年，中国彩票市场复合增长率达到25%，业内专家普遍预计今年销售规模将达3000亿元。

据了解，自1987年以来，中国彩票的发行权就被特许授予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两个部门，由他们分别设立彩票发行机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中国体育彩票发行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彩票品种的研发、申报和销售等管理工作，财政部负责监督。

2009年7月1日开始实行《彩票管理条例》，是目前彩票发行领域最高级别的法规，它正式将彩票发行权授予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两个部委。

事实上，中国彩票业发展之初，由于社会资本不愿进入，两家彩票发行中心既是行业的管理者，又是直接的投资经营者。“八九十年代那时，彩票投注站基本都靠彩票中心出资建设，后来彩票发展壮大了，经营投注站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申请者和福彩中心的关系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投注网副总裁夏志宏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彩票业逐步建立了特许民政、体育垄断经营，省级行政单位独立组织实施的行业格局。

“彩票的安全与公平公正，制度构架是最根本的保证，也就是在制度构架上，要保证彩票交易的核心环节，不能被彩票发行机构自行垄断，要在制度设计上确保有一个与发行机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开发服务商存在。”程阳表示，“一些业内人士，总是强调技术上彩票交易系统的自行研发，而没有在更高的战略角度摆正自身的位置，把自己置于社会焦点的风口浪尖上，把彩票发行机构置于巨大的经济风险之上。”

他认为，目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独立的开发商、服务商市场没有发展起来。这个方面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彩票票种和各种游戏玩法的开发上面。

“2006年有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讨论成立中国彩监会，因为两个部门的阻碍没有通过，之后再也没有大规模讨论这个事情，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禁区。”夏志宏表示。

据夏志宏回忆，这个会议的起因是由于教育部希望成立教育彩票发行中心，发行教育彩票。

“实际上环保、卫生部门也曾希望发行专项彩票为相关事业筹集资金，但没被通过。”苏国京认为，理想的方式是成立独立于各部委的彩票发行中心，或者说国家彩票发行局。

信息披露严重不透明

据了解，近年来每出现一次金额巨大的奖注，都会引发公众包括彩民的广泛猜测和质疑。

程阳认为，这种质疑有其合理性，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彩票获奖信息的披露不能满足彩民的合理需求，也包括彩票公益金的使用。他表示，作为一个彩票研究者，我在获取国外的彩票数据时都比国内的要方便得多。

程阳的个人博客引用了大量国外的数据、图表，非常详细。

“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定，公益金占彩票销售金额的35%，若以3000亿销售规模计算，年度公益金将达1000亿元。但各省并没有公布过详细的支出账目，每年公布的只是一个大数。”夏志宏表示，不过他认为彩票公益金仅是财政不透明的一个方面而已。

“青岛市福彩中心就曾利用彩票公益金购买豪华游艇，还美其名曰主要用于为彩民服务。”夏志宏给本报记者举例。

“最悲哀的事情是，所有好事都做了，也做完了，可惜没人知道，或者总不希望别人知道。结果大家都认为我们彩票公益金什么都没做，钱都被彩票中心或者国家花掉了。”苏国京感慨道。

说到保护个人隐私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程阳表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但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知情权”与“隐私权”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