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的核电：利润率达27%

此外，五大电力集团中介入核电最深、唯一拥有核电开发控股资质的中电投集团，以及华能、大唐和国电三家不具备核电开发控股资质而试图通过走参股路径进入核电领域的发电集团，也是核电重启的受益者。

核电安全再考量

中国核电的高速发展态势，在世界核电发展历史上可称史无前例。但中国的核安全水平和监管能力足够支撑这样快的发展吗?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曾在多种场合反对“核电大跃进”，并数次炮轰彭泽核电项目，他指出，在未解决热污染和后期废料处理技术前，内陆不应建核电站。

核电专家冯毅则认为，核电的危险被放大了。他指出，福岛核事故后，政府组织核安全、地震、海洋等方面专家对全国所有运行、在建、待检的核电机组进行了综合检查，检查结果是风险可控，安全受保障。他强调，中国发展核电具有后发优势：“福岛核电站已经到了运行40年的周期，但我国的核电站投入运行都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建设标准是最严格的，采用的技术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从核电起步到现在，中国未发生过一起因辐射致死或导致致命疾病的事件，这都证明了核电的安全。”

至于核电废料处理，冯毅指出，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采取的是拉到西北、华南地区的废物库进行处置的方法，而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目前采取的是通过中间储存池进行冷却处理的方法。发展核能最重要的是做好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的处理，但是如何运行、关闭处置库，如何评价在一万年乃至百万年尺度下处置系统的安全性能，依然是尚待解决的工程技术难题。

除了核安全，中国核电行业还有太多问题要解决。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在“中国科学和人文论坛”上这样总结我国发展核电面临的挑战：“基础研究比较薄弱，技术储备不足，对核电长远发展目标和路线图的论证还不够深入，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发展没有协调配套，法制建设和管理体制有待改进完善。”

除了有待攻关的技术问题，政府的核安全监管体制也处于职责交叉和划分不清，管理效率低下的状况。2008年国务院大部制改革之后，行业的政府主管部门分为两家：一是国家发改委管理的国家能源局，负责核电管理职能;另一个为工信部管理的国防科工局，负责除核电外的核燃料循环和核事故应急。日本核事故后，又增加了新的职能部门管理核电：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的一个司拆分为三个司，国家能源局增设核电司。

在这样的体制架构下，中国的核行业发展主管部门能保证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但缺乏有效监管能力。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中国核安全项目研究员李晶晶指出，日本福岛核事故的一大教训，就是国家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她的建议是将核安全监管职责从环保部中剥离，建立类似于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独立于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机构，以此保证核安全监管体系的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发改委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则表示，国家高度重视核电的安全问题，目前的体制架构可以对核电行业进行尽职、充分的管理、监督。

1500亿的大市场

福岛危机后，国内核电发展政策调整，在这样的压力下，核电设备企业新增订单急剧下滑，有的企业国内订单甚至为零，A股市场核电板块自那时起全线重挫。核电项目的重新开闸对于核电设备企业可谓重大利好。业内估计，至2020年，核电行业中设备投资约1500亿元，如果设备国产化率达到60%～70%，那么中国核电设备制造企业将面临超千亿元的巨大蛋糕。除设备市场，核电站建成后，设备的维修、检修都需要各种服务，这都为国内的厂商提供了发展机会。

据悉，6月以来，核电设备厂商又重新活跃了起来。越来越多嗅觉敏锐的浙江民企已经发现了核电行业的商机，开始为相关项目生产技术壁垒相对较低的核电辅助设备，如阀门、风机、承压容器等。

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坏消息是全球核电装备的产能存在过剩现象，国内核电市场面临的不仅仅是国内企业的竞争，还有国外巨头的全面进入。核电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核电设备研究、制造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许多高附加值的核心设备如数字化仪控系统等仍依赖进口。尤其在目前国务院提出的“最先进技术和最严格标准”的指导思想下，核电设备的国有化率可能依然维持在原有水平。同时，核电项目的招标都有系列化的趋势，招标的项目都是一系列的产品，所以，兼有核电研发、设计、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企业才会赶上这一波核电发展的浪潮。

和其他央企老大哥相比，中国的核电产业有着更浓的计划经济痕迹。英国《金融时报》在近日撰文提醒，试图分享中国核电蛋糕的投资者应该谨慎，对于中国核电来说，最大的风险是透明度。长期以来，核电产业受到政府高度管制的特殊性，行业发展处于垄断状态，市场化程度不够高。这也使得投资者面对这一诱人的市场有些望而却步。

但无论如何，中国核电重启的步伐即将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