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雕：一个没落的产业？

做玉雕是一个很苦的活

一个刚20出头的小伙子正在处理一块灰绿色的石头，他把石头攥在手里打磨。他面前的玉雕机管道口和水槽内堆满了厚厚的白色石粉。为了保证造型的准确，必须有冰凉的水流不断冲刷着正在打磨的石像。石像上沾满了灰白色的泥浆，这看起来和传说中温润的玉石相差甚远。实际上，在当地生产者的眼里，这种被称为岫玉的石头本来也算不上玉石。因为质地太软，在打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但由于价格便宜，在邳州这种材质的玉石产品几乎占了整个生产量的3/4。

正在打磨的石像是一尊貔貅——一种传说中可以守住财源的古代瑞兽。如果不是被介绍这就是玉雕车间，初来者可能对这个空间产生各种与玉石毫不相关的猜想。地上堆满了破旧的藤编箩筐，以及各种生锈的农具，还有切割后剩下的形状各异的碎石。正在工作的玉雕机也像行将末路的废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浑身披挂着仿佛权宜之计的物品——为防止切割软玉时大量粉尘飞扬，机器外搭了一层塑料布。机身右侧外挂着一塑料壶凉水，通过塑料管道冲洗石像。

彭元连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入邳州玉雕厂，算是本地最早从事玉雕业的“元老”之一。他表示：“做玉雕是一个很苦的活。”粉尘对身体有害，南方的冬天冰寒彻骨，打磨的工人要整天赤手接触凉水。即便有机械的动力，要把一块顽石切割出模样，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这位工人手里的貔貅，即便只有一本书大小，完成切割也要两天的时间。脸上、身上都沾着白色粉末的工人们，穿着长长的围裙，戴着塑胶的长臂袖套，在昏天黑地的车间里，就着昏黄的灯光，戴着耳机听着“山寨”手机音乐，度过这个枯燥、冰冷的过程。“这是一个农民产业，邳州从事这个行业的都是农民。只有大量的农民工才能把这个行业延续下去。”彭元连说。

徐州玉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李维翰表示，玉器加工分为现代玉器和古代玉器。前者的衡量标准是料好、工好，没有什么做假的空间。古代玉器能满足人们爱好古文化的情感，但因为数量有限，真正懂得古代玉器的人凤毛麟角，因此市场极小。仿古玉器成为弥补这种缺憾的一种旁支产业，但一开始就不登大雅之堂。彭元连记得，邳州最早的仿古玉器是县城附近的一座山上挖出了汉墓，当地农民从墓中扒拉出一些碎片，拿到玉雕厂请他们帮忙仿制。“我们当时都很看不起这种行为。”彭元连说。

彭元连自己的玉雕作坊叫慧峰玉雕厂，也是主营仿古玉器。厂里聘请了两名大学生做电脑的花纹设计，14台玉雕机，还有两台切割机，在当地已经算颇具规模的作坊。通常用两类机器就可以完成一个玉雕厂的组建：切割机和玉雕机。前者是一个约两人高的长臂机械。慧峰玉雕厂的院子里就有一台，长臂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齿轮圆盘，虽然常年放置在露天院子中，已经生满铁锈，但对切割并不贵重的岫玉来说，它依然胜任。玉雕机则是房间内几台像小型书桌大小的长方形工作台。假山一样高大的灰色岫玉被切割后，根据加工产品的不同，它们分别被不同钻头的雕刻机打磨。如果是圭璧这样的薄片式玉器，钻头像缝纫机一样垂直地把花纹缀到玉片上。如果是立体式的摆件或者人物花鸟，钻头则是平行的像牙医器械一样的工具。工业化的发展是这个行业在邳州遍地开花的物质保障。彭元连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台玉雕机要近4000元一台，但现在不到2000元就可以买到。另一种更昂贵的机器，曾经要8万元，但现在价格是原来的1/8。

打磨之后，它们还不是最终的成品。要想沾染上古色古香的气韵，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生产链条。先是抛光，然后用化学品做旧，最后为了效果逼真，有的玉器还要涂泥，有时甚至就是汉代墓葬里的泥土……邳州另一位常年从事玉雕行业的商人李元(化名)表示，在仿古玉雕行情最好的时候，邳州的生产链曾经延长到了抛光这一环，但现在，大多数玉雕作坊都回到最单纯的毛坯制作阶段。彭元连说，这些貔貅将运到安徽蚌埠进行后期的做旧处理。那里是仿古玉器的一个重要基地和流转地，集聚了更大的市场，邳州只是它下属的一个生产基地。

正如彭元连所说，仿古玉器是一个农民产业。不管是安徽蚌埠还是邳州，从事这一行业的都是不甘于被微薄的土地收入所束缚的农民。由农而工的梦想，是仿古玉器产业蔓延的背后动力。彭元连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邳州的玉雕业就开始向外进行人才输出，连云港和山东徐州下属的一个区，都有邳州人去办的玉雕厂。当时吸引人的招工条件都是转为城市户口。彭元连说自己当年也是以农工的身份进入邳州玉雕厂，就是想获得一个转为城市居民的身份，但直到最后集体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垮掉，他仍然没能完成“农转非”的跨越。

到如今，当地约有5万人在从事这个行业，但产业依然是以作坊式分散经营的方式存在。庞大的、并未找到致富之门的农民群体，仍然是这个行业低廉劳动力的充沛来源。在邳州形成了一系列制作仿古玉器的村落，并以乡土社会的熟人网络蔓延。彭元连说，自从他开始做玉雕之后，自己的妻子、妹妹，还有儿子，都从事了这一行业，他们整个家族，至少已经衍生出了7家玉雕作坊。

彭元连的工厂在李口村委会旁边的一条偏僻村道边。李口村是这里最初自发形成的市场，可以算是与安徽蚌埠大市场对接的本地市场。虽然产业已有30多年历史，但依然没有形成一条明晰的产业链条。这里的作坊主们，一边是制造商，一边也是业务员。因此玉器街道市场的时间分为两部分：周一到周三，是店面营业时间，等买主上门;后半周的时间则是到全国各地跑市场。他们大多在各地的古玩市场有一个便宜的摊位，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测算，邳州约有5000～6000人的销售队伍。

对这些人来说，最近的生意可能是一个既微妙又尴尬的时刻。因为天价玉凳事件，名不见经传的底层制作基地邳州成为仿古玉器的知名产地，但对这个以“跑老件”为销售目标的人来说，邳州出的玉器被蒙上了赝品的阴影。

天价玉器风波

赵军(化名)也在外地跑货，他表示：他正在天津，短期内也不会回家。一方面是因为如今的市场行情不好，要为自己的玉雕产品找到合适的买家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传说中天价汉代玉器的制作者，他遭到了蜂拥而至的各路媒体的追访。这让他困惑又烦躁。他现在不接任何陌生的电话，也不轻易向人透露自己的行踪。

2011年初，被拍出2.2亿元天价的一套汉代梳妆台和凳子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但在2012年2月初，网络论坛上一个帖子称：这套天价玉器产自江苏邳州，是由当地一位赵姓老板在2010年历时一年多制作出的赝品。在此后的追访中，赵军和当地的玉器协会会长汪如棉都承认这一说法。他们还为这套玉器的流出补充了一些细节：先是以17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邳州“跑老件”的人，然后又以280万元价格倒手给了石家庄的买家。此后的玉凳再出现的故事就是故宫的鉴定专家周南泉为玉器真假背书，认为这套玉器无论从玉质、颜色还是工艺、纹饰看都是汉代的东西，因此将该拍品取名为“汉代青黄玉龙凤纹梳妆台、坐凳(两件)”。最终，在中嘉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上，这套玉器定价为1.8亿元，最终拍出了2.2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