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用品行业：见不得光的“蓝海”

图为性用品之一的充气娃娃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日前有消息称国内首屈一指的性用品制造商——温州爱侣保健品公司将有可能得到深创投3亿元投资。

20年来，这些成人用品的提供者默默地改变着中国人的性观念，并且改善了使用者的性生活质量。而这一行业至今没有国家标准的事实，显示其从业者的压力有多大。

改变得还不够。与欧美国家相较(据说其40%以上的成人使用振动器)，中国人还不能坦然把性用品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他们并非对此毫无兴趣。而国内大量的低劣产品制造者也对这一行业造成伤害。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目前，全国性用品行业的年销售额大约数百亿元(有资料称为1000亿元)，其中，避孕套品类占三分之一。全国有500家生产企业和大约20万家线上线下零售店，制造和销售均相当分散。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天然适合网络销售的性用品行业也引起了投资界的注意，但少有投资案例出现：政策不明朗，规模不够大。

一直努力从代工向品牌制造商转型的爱侣公司是这一行业的榜样。在它的未来业务规划里，工厂的固定资产将不再做大的投入，融资将全部使用在品类扩张、渠道扩张、体系和品牌建设上，内销比例将提高至40%。

深创投的加入，预示着国内成人用品市场爆发性增长即将开始吗?

爱侣

“儿子啊，这个公司我就交给你了，你要把它发扬光大。”2000年，当吴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31岁，刚刚在老家温州举行过婚礼。

吴伟是长子。父亲吴振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算是一位传奇人物。早年间，他是温州市潞城电风扇厂的厂长。据说，温州的第一台电风扇就是他亲手造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第一批创业的温州人，吴辞职下海。他做过贸易，开过厂，也在上海做过电机生意。吴有技术专长，有管理工厂的经验，为人爽直活泛。据早年接触过他的人说，“酒量很好，喝了酒，能哭能笑，能说能闹，满脸通红。”

吴振旺是个强势的老头。虽然自己是技术出身，但他从来就没打算把几个孩子培养成上大学的工程师。吴辉排行老二，生于1970年。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父亲买卖做得不错，家里起了一栋四层小楼，是街道上第一个。初中时候起，他开始帮父亲的工厂安装送货，一个月能挣2000块钱。高中一毕业，他就跟大哥吴伟一起，跑到上海帮父亲打理电机生意。几年以后，父亲的一个下属卷款潜逃。吴家的生意和生计都陷于困顿。有传言说，当时吴家欠下外债2000万元人民币。

“资金链整个断裂。”吴辉回忆说，“到底亏了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但总之，全面破产。”

1994年年初，吴振旺在温州看到一本名为《太阳与月亮》的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说，北京开了中国第一家成人用品商店。吴振旺动了心思。此时，他的电机生意欠下巨债不说，也一直在走下坡路。他带着两个儿子去了北京。

吴家父子发现，这家开办了一年、名为“亚当夏娃”的成人用品店，卖的产品非常简易，但价钱却很高。“简直不是产品的产品。”吴辉回忆说，“一个皮套加一个电机，完全没有任何的手感，批发价却都要100多。不过，这个成本却很高，因为量很少。”

任校国是亚当夏娃最早的一批供货商之一，也是中国最早从事成人用品制造的人，今年虚岁59。在他的家乡浙江省奉化市，甚至有这么一个言过其实的说法：“奉化出了两个校长，一个蒋校长，一个任校长。”很有可能，吴辉最早看到的“不是产品的产品”就出自他手。

任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曾经担任过当地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辞职下海，卖过复印机，管过纱布厂，还创办了一家名为“精益”的医疗器械公司，专门生产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仪器。1991年，中国还完全没有性保健品的概念，药店里只有避孕药和安全套。这时候，任校国抓住了一个机遇。他花了8600元人民币，托人从香港带回男用、女用各两只性器具，然后在自己的医疗器械工厂开模仿制。一开始，这些产品只能托关系在医院的泌尿科售卖，男用女用各两款，共600只，150块一个，不到一个月就卖光了。不过，就连任校国自己都承认说：“这些人工阴茎、人工阴道，你只是粗一看很像，再仔细一看，其实根本不像。”

吴振旺很快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一块处女地。“亚当夏娃”一天能卖多少货，他并不清楚。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店里人多极了，有慕名而来看热闹的，有想进货的，有想开连锁店的，也有想来买药的，甚至有人拉着售货员的手不肯放，表达感激之情。吴振旺回到温州，把自己家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120万元。他拿出其中50万，准备开店。

1994年12月9日，温州亚当夏娃性保健品店在隔岸路193号开业，是温州第一家性用品商店。1995年1月，长子吴伟在上海四平路28号开店。很快，吴振旺在温州成立了温州亚当夏娃保健品公司，并迅速在全国各地复制了20多家店铺。这些零售店生意很好，基本上投入10万元，一年就赚回来了。有些地段好的店面，回报率能够达到300%。吴辉至今记得，上海第一家店开业的第一天，销售额就有37000元，“门口排长队，保安全来了。”

短短一两年间，吴家的银行贷款和当初的外债全部还清。

吴振旺开过工厂，懂机械，明白任校国那些简陋的产品成本究竟几何。在开店的同时，他已经有了打算，预备把剩下的70万贷款投入研发，开一家制造工厂。他托人从日本买回来样品，在温州的一家玩具厂仿制。“当时，我们也不敢做得太像真的。”吴辉说。在有些老同行的记忆里，吴振旺当时的研发简直是偷偷摸摸。温州人好面子，因为怕人说闲话，他在工厂里做好样品，都是锯成一段一段地带出来，见客户的时候再拼起来给人看。

这种提心吊胆的行业主旋律一直延续多年。1986年，公安部曾经发过一个文件，宣布生产和销售跟性有关的物品(“淫具”)是犯罪行为。1994年，任校国在奉化自己的工厂里“传播淫秽物品”被捕。4个月后，有人托关系找到中国泌尿科权威吴阶平，以“医疗辅助健康用品”的名义，把任校国保了出来。吴阶平建议任校国：为了安全，你既然大部分产品卖给医院，可以去弄一个批准文号。任校国下了一番工夫，终于在1995年拿到了中国第一个性用品的医疗器械批准文号。

此后，性器具有了婆家。它被正式列入医疗辅助健康用品，生产和销售都要接受国家药监局审批和管理。

国家政策管制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始终高悬在吴家父子头顶。他们每开一家新店，都会跟当地的计生委合作，缴纳一定的管理费，挂靠在其旗下。即便如此，温州的第一家店开业不到三天，就有电视台记者带着派出所的人来拜访，花了好一番工夫才压下去。等到吴振旺要开厂的时候，问题来了：怎么才能拿到省一级的批准文号?否则，这桩生意朝不保夕，早晚会黄。

7年前，吴振旺退休了。据说，他现在住在温州老家，忙于写书。他被吴伟吴辉父子“保护”起来，很少见外人。不过，爱侣公司从上到下，人人都特别乐于谈论公司第一代创始人当年的“壮举”。据说，当时吴振旺通过关系找到北京公安部，带着铺盖卷行李，一坐就是好几天。他是怎么办到的，他说了什么，我们已经无从打听。不过，所有人都知道，当吴振旺回到温州的时候，国家公安部已经废除了1986年的“淫具”文件。不久以后，吴振旺真的拿到了省一级的药器件准字号。一年以后，又升级为国家药器件准字号。

1995年上半年，吴家在温州市郊租了一间2200平米的厂房，开始正式生产性用具。这时候的产品，还没有后来那些跳蛋、转珠棒，只是男用女佣各两款简单的产品，并无技术含量，也谈不上有什么设备。不过，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市场，足够了。吴振旺把样品拿去给“亚当夏娃”的人看，得到的评价是：“仿的水货，也很简单，但比任校国的还是好多了。可以卖。”

这时候，吴氏家族的内部分工已经很清晰。吴振旺在温州管理工厂，负责设计研发和生产。吴伟在上海，负责上海地区的销售。吴辉在温州，负责温州地区的销售。很快，三弟吴晓也加入进来，和吴伟一起在上海工作(后来，吴晓退出家族生意，在上海从事金融业)。这是一个以严父为核心、运转自如的家族机器。曾经有人当着吴振旺的面开玩笑，说吴家是“革命家庭”，他也哈哈一笑了之。在吴家，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吴振旺管工厂，他的妻子管工厂财务。吴伟管上海的公司，他的妻子管理上海公司的财务。吴辉管温州公司，他的妻子管理温州公司的财务。

在吴辉的记忆里，父亲是个严厉的角色，向来说一不二，几个儿子却都是“很乖顺”的孩子。照理说，父亲管工厂，两个儿子各负责一块店面销售，应该各顾各的。但事实上，吴家三块业务是一盘棋。这就是说，吴伟和吴辉负责的业务永远是工厂的“提款机”。

“2000年之前，我们一直没什么钱。”吴辉说，“那时候，我们是以店养厂。店里卖货的利润，基本上都投入到厂里了，买设备，扩大规模，买地。也跟银行借钱，还了又贷，还了又贷，好几次这样。但即使这样，还是投入大，产出小。工厂规模不大，产品报废率高，而且竞争对手慢慢也多了。”

爱侣的产品销售以国内市场为主，但是根据国外水货仿制出来的产品，往往很难满足国内客户的需求。吴伟是个有心人。他在上海开店的时候，经常和顾客交流，并且把谈话录成录音带，交给售货员学习，了解终端消费者心理。在他看来，爱侣的产品和销售存在很严重的断层。

“我在第一线，我知道消费者要什么。我把这些要求返回给厂里，要求改进，他们做出的反应却很慢。比如说，尺寸上需要改动。同样一个沙发，欧美人做下去大半边没了，我们亚洲人可以坐三四个。电机震动的频率，欧美人和亚洲人需求也不同。还有颜色，亚洲人也有自己的偏好。总之，这些要求，让厂里改一个两个还好说，要说几百个产品都修改，就很难。他们有钱宁可投到设备上，也不肯投在设计上。”

吴伟和父亲在经营理念上的分歧，已经初见端倪。

吴振旺年纪渐长，决定把工厂和整个盘子托付给长子，自己则退居幕后。在2000年的一次家庭会议上，他对吴伟说出本文开头的那句话。

很快，吴伟打点好上海的生意，举家搬回温州。他几乎住在工厂里，每天跟工人一起吃食堂。他能够吃苦，并且经常对这个世界抱之以沉默。

业态

任校国早已经不做性用品生意了。他的办公室在奉化东郊开发区的一座热处理厂里头。前年，他以每年30万人民币的价钱把性用品工厂承包给一个下属，自己开了这家热处理厂，并开始做竹制牙刷生意。

只要坐在大班桌后面，任校国就还是当年那个他。他冲下属发火，他向秘书发号施令，他说起话来手舞足蹈。“那种厂子不赚钱是当然的咯。”他挥挥手，指的是小军的工厂，“2003年，国家放开限制，这种厂一下子多了起来。竞争一多，市场又不大，自然有人会死。”

2003年8月2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仿真式性辅助器具不作为医疗器具管理的通知》。从此，国家对中国的性用品放松管理，不再是特殊商品，无需前置审批。

政策改变业态。此前，中国性器具的制造端基本上被“四大家族”包圆儿：辽阳的百乐、温州的爱侣、深圳的积美和深圳的夏奇。但是这项通知一出，性器具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江浙和珠三角地区诞生。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截至目前，全国约有500个生产性用品的工厂，其中专门生产性器具的厂家就有50家，年收入能够到500万元的则不到10家。

与此相对的是，在过去的9年里，整个性用品的市场规模并没有迅速地增长。任校国把中国的性用品市场分为七大类：器具、口服壮阳、喷剂、避孕套、口服兴奋、消炎和情趣内衣。他认为，如果只算中国内销市场的话，整个盘子也不过是150亿元人民币。其中，光避孕套这类计生产品，就要占到50亿。剩下的市场份额里，留给性器具的就非常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