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任正非之后：中国企业家如何传承换代？

中国是否会面临企业家的断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港、台的华人企业家，甚至是欧美的华人，从中会有新的发现。

以香港为例，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大家族也好，还是更宽泛的十大家族也好，除了祖宗基业之外，又出现过几个年轻的企业家？闻名者寥寥。不仅如此，四大家族创办的产业也无外乎地产、基建、零售，在新产业面前，其实香港也并无太大建树。1928年出生的李嘉诚、同年出生的李兆基，1925年出生的郑裕彤，都已垂垂老矣，至于已经去世的郭得胜，三个儿子兄弟阋墙还不够、又卷入贿赂官司……

台湾可能好一点，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断层：1931年出生的张仲谋依然是台积电的灵魂人物，1950年出生的郭台铭算是其中年轻的一位了，加上联发科的创办人蔡明介，在部分领域还算得上“后继有人”，加上康师傅、统一企业和旺旺三家企业，因为很早在大陆生根还可一战；但是，更大的背景下，1917年出生已经仙逝的台塑经营之神王永庆之后，女儿王雪红已经乏力驾驭HTC；1944年出生的宏碁创始人的施振荣、1952年出生的华硕领军人施崇棠即使亲自出马、也难以完全扭转公司的前途了，因为PC产业的大势不再；至于张荣发所创办的船运行业、蔡万才所开创的金融事业，由于台湾市场本身比较狭小，很难有更大的发展了……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企业家终究是大时代、大市场的产物，时势造英雄。

与之相比，大陆的企业家们要幸福得多：改革开放是一个大时代，因此造就了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一大批企业、一大批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也与时代相得益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第一波长达30年的发展浪潮；而在此之后，出生于文革前、成长于文革中的企业家本来有一个断层，但是，自1994年市场化改革之后，加之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又出现了新一波的浪潮，也密集造就了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1964年出生的马云，1968年出生的李彦宏，1971年出生的马化腾，三个人创办的BAT共同主宰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他们与1971年出生的丁磊、1974年出生的刘强东、1978年出生的傅盛……都可以算做同一批人，共同成就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繁荣。

70后企业家少了些家国情怀，多数崇尚成功学，很多钱也更加符合市场框架，因此也会少了很多纠结；当然，市场的初级和野蛮下，还有一批不那么显性的人，也会大肆利用资本市场、政商体制牟利，是这一代企业家相伴相生的另一面。

但是，我们面向未来的30年，可能还是要回答三大疑问：第一，既然大浪潮是企业密集出现的关键驱动力，下一波大浪潮是什么？第二，中国下一波企业家的瓶颈又在哪里，如何超越前代？第三，原有的企业家又是否能顺利交接，不会面临台湾、香港的难题？

未来中国企业家的“三条道路”如果我们说到传承，很少有企业能穿越几个时代，你是时代的骄子、也往往被时代所淘汰，IBM这样的百年老店毕竟是少数。那么，那些得以传承的企业精神，就是可资学习的对象，也是少数可资借鉴的样本：

第一种是所谓日韩德模式。日本人拥有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三菱、三井的大财团更是源远流长，这是不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至少对于大型集团企业是这样。相比之下，韩国的企业，三星、现代也好，LG、SK也好，年头还远没有日本的企业那么长，但是，从模式上也与日本接近。而欧洲的德国、意大利也与此有相近之处。

它们的特点是：家族企业控制企业方向，但是股权更为分散，这样能避免企业失去固有的文化、关注长期利益，避免被职业经理人的急功近利所主导，也能避免股权过于在家族之内、失去了开放性和活力的问题，核心是文化和股权设置。你仔细去对比，香港、台湾的家族企业，甚至是马来、印尼等华人企业，家族往往控制权过大，一代创始人之后多数就会衰落，二代之后依然能处于引领地位的更少。对于华人、特别是传统儒家文化来说，在家族之外分享权益一直是一种重大挑战。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很少有能高度全球化的，也是一个文化陷阱，目前除了华为、中兴等少数之外，这是一个待完成的任务。

第二种模式是所谓美国模式。美国的模式是高度关注创新的，兼顾家族企业的股权分散化，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创新。近100年来，美国人在全球的主要产业里都是引领者地位，只要有大的产业浪潮，总有新的一批企业冒出——与守成相比，这也往往意味着更好的进化、迭代。在技术更迭迅速的产业，美国模式优势无疑更加明显，因为在这里颠覆重于打磨，创新重于管理。

与之相匹配的是更加彻底的市场化，而不是伪市场化。什么是伪市场化？很多A股上市公司，已经彻底成为创始人家族的圈钱机器，没有制衡、也没有必要的股东回报，具有皇帝一样的封建性地位。如果中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在宏观制度上营造一个企业必须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制度，不对知识产权负责的态度，那么，中国不太会出现美国式的长期创新环境，中国将会有很多的“富豪”，很少的“企业家”。

有没有第三种模式？或者说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模式、未来世界所需要的模式？应该会有，因为未来的企业规模会越来越大，占有的资本会越来越多，全世界的寡头趋势不可逆转，企业正在变成“超级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是说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部分经济条件；但是，资本所有者却往往集中在个体手中，资本的权力已经大到了可以左右政治、舆论、文化的程度，成为一种超级资本主义。这种财富创造、运营层面的社会主义客体与财富分配、所有层面的资本主义主体是构成当代全球经济的核心矛盾之一，内在的矛盾所产生的张力正在撕裂这个社会，旧模式很难继续驾驭如此大的张力。

最近，扎克伯格给我们创造了一种可能，把个人财富捐出去，重新纳入经济大循环；但是，它也造就了另两种可能，即，这种分配方式可能更低效、或者更黑箱，暂时没有答案。抑或像张瑞敏自问的，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注定在未来30年消亡？这是待解的谜题。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国建国之后的第3个30年，我们正在面临一个转型的巨大当口，什么才是大浪潮？大浪潮下会有什么新的企业、新的企业家来推动经济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否能普惠于民、是否公平而不损害增量，将最终决定它的可持续性，也最终决定我们的经济未来。

未来将来，但关于未来的一切，仍然充满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