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现代资本主义的救星

弗里德曼喜欢举例说明政府监管带来的坏处往往多于好处，从而在意识形态上扭转自由派(liberal)的不利局面。他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其监管政策经常导致拯救生命的药物迟迟不能面世。弗里德曼问道，“FDA标榜其批准的一个新药每年能拯救一万人的生命。但有多少人因为FDA没能早一年允许该药上市而死去?”

弗里德曼支持毒品合法化(这让右翼思想的支持者大感意外)，尤其为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美国征兵制度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声音而感到自豪。有些人批评弗里德曼赞成军队的佣兵化，对此弗里德曼反唇相讥：“如果你们一定要把自愿当兵的人称为‘佣兵’，那我就可以将那些被你们强制征兵入伍的人称为‘奴隶’。”

顺便说一句，弗里德曼极少发怒，即使在与对手激烈辩论，把对方批得体无完肤时，他也几乎永远面带微笑。人们常说，几十年来在芝加哥大学乃至放眼整个世界，唯一能在辩论中击败弗里德曼的人，就是他挚爱的妻子及合着者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

晚年的弗里德曼把大多数精力放在为全天下的父母增加孩子的教育选择权上，他发起的“弗里德曼教育选择基金会”(Friedman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Choice)就致力于此。他经常痛惜一件事情：“我们允许几乎每个行业都开放市场、鼓励竞争，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权，唯独遗漏了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领域：教育。”

国会的共和党人提出通过加税来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想提醒他们弗里德曼的另一句名言：“增加税收永远无法减少财政赤字，政府会花掉收上来的每一分钱，并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毫无疑问，由于弗里德曼思想的长盛不衰，左翼阵营试图将弗里德曼及其自由贸易、低税收和放松监管等原则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挂上钩。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责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院派要承担责任，因为其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理论基础，认为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政府最好是无为而治。”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的示威者经常穿一件T恤，上面写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全球痛苦的傲慢之父”(Proud Father of Global Misery)。

但事实恰恰相反：弗里德曼反对21世纪头十年美国政府大肆扩张的财政政策，他厌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样的政府影子企业。

哈佛大学(Harvard)的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近期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发表了一篇纪念弗里德曼的文章，将1980-2005年称为“米尔顿?弗里德曼时代”(The Age of Milton Friedman)，这个时代“见证了人类卓越非凡的进步，全世界接受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生活水准大幅提高，平均寿命、教育水平和民主程度都有改善，绝对贫困有所减少。”

对自由市场的再发现把两亿多人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现在，眼看全世界又要踉跄步入另一场经济衰退，各国领袖需要紧急行动起来，重新认可弗里德曼的价值所在。

我记得在弗里德曼去世前一年左右，我曾在旧金山举办的一次半年晚宴中问过他：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让美国的前景更美好?“要做三件事。”弗里德曼马上答道，“促进自由贸易、增强所有孩子的教育选择权、削减政府支出。”

那要削减多少呢?“越多越好。”弗里德曼如是说道。

本文来源前瞻网，转载请注明来源！（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