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万人“逃离”北京 京居大不易

留不下，所以离开

北京人口调控中有一项“以业控人”。陆杰华认为，这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口的分布，暂住人口的减少，有这方面的原因。比如，西城区发展金融业，吸引的为高端人才。区域经济的升格，从事低端服务业的流动人口相应会减少。

但他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尤其是对流动人口的影响，不会这么立竿见影，否则人口调控就不会是北京的难题。北京人口调控的短期效果主要来自于2010年开始实行的一系列行政手段。

2010年起，国家各部委、央企以及北京市各企事业单位的进京指标，在这一轮的人口调控中得到限制，进京指标已经缩减。未来北京将进一步收紧外地生源高校应届毕业生在京落户政策。目前，本科毕业获得北京户口的机会越来越少。

2011年1月，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上，北京市政府相关领导明确表示，屏蔽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行业形态;小百货等17类业态将提升审批准入门槛，约涉及30万户商业主体、100万流动人口。

这一“以业控人”的“加减法”消息刚传出，就遭遇杯葛。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赵磊在北京“十二五”总体规划新闻发布会上，对本市将引导低端行业的从业人员外移的说法予以否认，并表示人口调控从未要挤走某个行业和人群。

同年2月1日，住建部出台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8月24日，北京市政府也公布了最新修订后的《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禁止出租地下室。

北京市民防局局长王永新曾公开表示，从2011年起，北京将用半年到一年时间，集中清退人防工程中的散居户，今后人防工程将逐步公益化，不用于经营出租住人。有人计算过，这一政策将会把100万“鼠族”(地下室租住者)赶出地下室。

这些人的一部分将因承担不了地面高额的房租而选择离开北京。链家地产的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租赁市场增长最高，成交月平均租金3280元，年度(同比2010年)涨幅为13%。这一增幅将在2012年继续显现。

2012年5月9日，北京市发布《关于公布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出租房人均面积不少于5平方米，且一个房间最多只能住2人。对于目前流行隔断以容纳更多租户的出租房来说，将再次挤出一部分人。

相比行政手段的人口调控，“以业控人”显得柔性了许多。通过产业布局来影响人口的分布，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提高外来人口的准入门槛。过去两年，北京市通过限购车、房，让房地产和汽车产业逐步退出支撑北京GDP的主要行业。

效果很快显现出来。据前瞻网记者了解，2011年北京市GDP增速8.1%，首次出现增速放缓，并垫底全国。经济放缓被认为是此次暂住人口减少60万的因素之一。

“首降”的双刃剑

知名网络评论员五岳散人的一篇文章称，如果不出意外，(外来人口减少)这个趋势将在以后的几年中继续恶化，加上未来经济形势不算乐观，逃离的冲动可能会越发强烈。如何解决人口调控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反弹?

据安邦咨询研究团队掌握的情况，北京的人口管控已经开始对北京市的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压力。目前北京市在制造业领域的用工约180万人，其中超过40%是外来人口。可以确定，北京的制造业已经无法离开外来工人。

安邦咨询认为，在服务业，尤其是餐饮、建筑、家政、娱乐、环卫、零售、房地产服务等众多领域，离开了外来人口，北京的正常运转可能都会出问题。如果强制管控外来人口，其经济代价将会十分巨大。

事实上，北京市政府也看到了人口调控带来的影响。前瞻网了解到，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沿用多年的“人口调控”四字消失，出现“人口服务管理”的新提法。并注明“服务”和“管理”的关系为“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关于人口问题，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变化如下：2008年是“健全房屋租赁和居住证管理体系”;2009年是“探索建立人口调控目标责任制”;2010年是“探索建立综合调控机制，通过城市功能疏解、产业结构升级和布局调整，促进人口有序迁移与合理分布”;2011年是“探索区域人口调控综合协调机制”;2012年为“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全覆盖”。

陆杰华称，对于人口问题，北京市政府直到现在，解题思路才真正清晰，即淡化行政手段，转向服务管理。“这表明，在与行政手段的博弈中，公正至上、共建共享共担的服务管理体制胜出。”他说。

2007年开始，北京市提出了居住证制度的设想，直到现在也未能出台。陆杰华解释说，目前还是在讨论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大的方向应该是增加公共服务功能，比如第一个就是社会保障这块，比如子女教育，尤其是高考怎么放开等等问题。

但陆杰华也表示，居住证还是会有一定的年限或条件限制，比如纳税和社保等。“可能制度出来后短期来说，受益的人群不会太多，但至少给了流动人口一个希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也表示，变“管理”为“服务”，给流动人口市民待遇，官方确有这样的美好愿望。但城市承载力的现实难题，让官方又不得不使用社保年限和纳税年限等行政性手段。而这样的状态，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将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