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陕西榆林民间借贷 传销式融资陷庞氏骗局

逐利黄金煤矿

“你看，多好的品位!投资黄金矿业永远保值!”

家住榆林市榆阳区的张鸣(化名)，望着刚从西藏归来一脸风尘的朋友，还没等自己问候，一块拳头大小扑闪着焰焰光泽的金矿石，便出现在他眼前。

“金矿品位好、储量大、地理位置优越，一投资就能开采。”听着朋友从藏南带回来的“千载难逢”的投资机遇，张鸣心动了。

“要不是媳妇让我去考察考察的提醒，百万元的定金就打到了对方的账号。”张鸣回忆说。

背着朋友去矿区考察，发现金矿品味、储量不说，交通和安全成了最大的障碍。金矿最终没有投成，“明盘”(小规模的露天煤矿)又成了张鸣的陷阱。

据了解，神府多名投资“明盘”的煤老板除早期出手外，大部分烂在手中。

“资源价格上涨期间，迷信资源数量有限、永远不会贬值的神府煤矿老板，热衷于投资金属、煤矿等资源类矿产。”李帮生分析认为。

“最早是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乌海，再到宁夏、甘肃、新疆。保守点讲，整个榆林参与炒矿者至少也在1000人以上。”李帮生说。他曾多次为陕北炒矿大军提供过法律服务。

神木地方政府向上汇报的内部资料显示，仅神木一县，“民间资本以炒矿形式外流的数额，保守估计也在200亿元以上”。

传销式的融资

“这些海量投资中，真正属于自有资金的少得可怜，大多都是别人的。”李帮生介绍。

按照李帮生等多人的一致说法，陕北炒矿大军的主要成员，是从原来神府煤矿退股分离出来、手头已有一定闲置资金的投资人。温州游资最早深入山西炒矿，浙商、晋商等后来者越过黄河进入陕北炒矿。富裕后的陕北游资，也加入炒矿大军，一路向西，高歌猛进。

江浙等地商人在陕北买矿后，最先向远在东南沿海的乡党“扩股融资”，直接启发了陕北炒矿商人。

所谓扩股融资，是几年前陕北炒矿牵头人惯用的“暴富”手段，即买矿人假设原以两亿元从他人手中购得一煤矿经营权，却以4亿元“原始股本”(即谎称4亿元购买的煤矿)向社会公开融资。

在煤价暴涨，股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很容易实现上述目标。更有甚者在煤矿升值后，直接“扩股”融资。比如以4亿元“原始股本”融资后的煤矿，几年后煤矿升值为8亿元，再以8亿元股权作价，对外公开融资。成功后，4亿元又成为股东们的纯利润收入。

“大股东分红后，统一口径不给下级吊股子的隐形股东如实分红，结果形成层层盘剥分红的现象。而不满层层盘剥分红的隐形股东或下级股民，退股后另起炉灶。将原来分红的盈利模式倒过来，借鉴传销模式，直接用‘金字塔’式对外向下融资。得手后直接加入买矿、炒矿大军，有的则直接用融资来骗钱。”李帮生分析说。

一边有需要资金的投资项目，另一边有大量渴求回报的游资。双方一拍即合，地下融资应运而生。

相关调查显示，榆林的民间借贷直接来源于鄂尔多斯的启发，到2010年、2011年、2012年形成规模。没有人能确切统计出当地民间借贷资金的规模。

榆林的民间借贷一般是传统的低吸高放，但也有离奇的做法。在当地一名乔姓商人“两桌饭”的故事就颇为流传。

第一桌是：小有积蓄的乔某回乡借操办婚礼，“回报”乡里乡邻。席间乔某将自己包装成依靠高官岳丈背景，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成功商人。除不收礼钱外，还大酬父老乡亲。席上酒酣耳热之际，乔某许诺可以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如不愿长期入股也可以直接以高利贷支付帮扶乡亲们。因家乡是开发区，村民手头资金宽裕，一场宴席下来，千万元的融资就进账了。

第二桌饭是：已经有了“第一桶金”的乔某，回到县城后租来办公地点，大肆装潢一番。然后请来同学朋友，声称暴富了要重谢朋友哥们儿。出手大方的乔某早已用上千万元的融资，买回10辆路虎豪车。同样是一桌丰盛的宴请。席间宣布10辆豪车可以让朋友同学“免费”借用。

没过几天，乔某在电话中向同学朋友声称，找到一个很好的煤矿投资项目。如果兄弟们愿意投就投;如无钱投资，可高息融资，融来千万元，豪车就兑费赠送，而且免费报销加油、维修费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久，上亿元资金进入了账号。

当地金融机构调研发现，民间融资主要表现为一般民间借贷和隐名入股两种方式。

一般民间借贷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自身社会关系，发动亲朋好友，以月息2分左右的利率吸收资金，好友则以更低的利率向下线扩散吸储。而前者将吸收回来的资金，再以月息3分或3.5分的利率对外放贷。

隐名入股模式，一般以企业家牵头，众多投资者投资入股。注册登记的股东背后，又对应着挂有众多的隐名股东。隐名股东背后又有“吊股股者”。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呈现出金字塔式分布。

“两种模式都存在法律风险。一般民间借贷往往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嫌疑，而隐名入股模式对应的可能就是集资诈骗。”陕西律协副会长、榆林富能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武广韬分析。

据调查发现，仅以神木为例，已经暴露出的典型大案中的刘旭明、张孝昌等人，都参与了地下借贷，涉嫌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