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山寨手机经历寒冬 低端厂家大缩水

为了收回欠款，很多供应商开始委派专业的追债公司要钱，如果要到了钱，双方再按照三七或四六的占比分成。

“有个追债公司为5000块钱，天天给我打电话，每天至少打100遍，接通了就说一句话，你给还是不给。我的头发四年内白了三分之一，起码有一大半是因为接电话。”刘鹏说。

为了还账，他没有钱再去采购原材料了，原本打算年前上市的新产品也无法推出。一些追债的人粘上了他，如影随形地跟着，导致他连工厂的车间也不敢去了。

发工资日、交房租日、信用卡还款日、房贷还款日、高利贷还款日，还有那些随时随地打进来的要债电话，像是一座座山压在刘鹏的头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具体还钱的日子都不敢细想，怕自己想不通做傻事。”刘鹏说。

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人建议刘鹏向银行贷款，有人建议他“走为上策”。

“100万?我连100块都贷不来。”刘鹏说，银行到了年底贷款只会越来越紧，就算再松，钱也到不了像他这样的小企业主手上。

病急乱投医，刘鹏试了好几种融资方案，但都行不通。在深圳，满大街都是小额信贷的广告，这些贷款年利息不超过百分之十五，但最少要一个月才能办理下来，而且最多只能借15万元。“以我三个月的银行流水账来看，这点钱补信用卡的窟窿都不够。”他说。

有人建议他跑路，但仓库里还有四五百万元的存货，外加价值30多万元的设备，“如果我真想跑，把它们变成现钱，连一百万元都不一定拿得到。”他说。

“我有一个做辅料的供应商，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最多时我欠过他五万多块钱，但每次他来，我一说没钱，他就笑呵呵地说，没事没事，你手头松点我再来。我跟他做了三四年生意，我没钱时他也给我货，现在只欠他三万多块钱。过年过节时，他还来我家看我、送我礼物，他自己有三个孩子，根本没挣到什么钱，这么好的人，我能欠他的钱跑吗?”刘鹏说。

据刘鹏回忆，今年的生意之所以这么难做，就在于所有人的手上，好像突然都没钱了。“每人都十万火急、火烧到眉毛了，好像今天不给钱，明天就要死了。”

刘鹏的妹夫在他的家乡，是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妹妹是一名工程师，他曾想过向二人借钱以维系企业，但后来得知，夫妻二人勤俭省下的钱，都被用来购置第二套房产了，“他们都是工薪阶层，害怕以后房价再涨，给孩子买不起房子。”刘鹏说。

他也曾想过找人合资入股，但一直没有成功。“现在的人投资，钱一进来就想发财，但手机行业目前回报低、风险高，很多人都怕拿钱打了水漂。况且做企业，不是投入几万块钱就行的，起码要上百万才够。”

2012年的春节，对于刘鹏来说，注定是个难熬的关口。他表示，自己手中的企业哪怕再小，也是千辛万苦拼搏出来的，就像是他最亲密的孩子，和生命一样重要。坚守下去未必会有希望，但彻底放手就将丧失一切，他会坚持到底。

山寨行业大洗牌

事实上，日薄西山的山寨手机已经很难撑过这个严冬。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资料，目前在深圳华强北，山寨手机中最低端的“三码机”(直接伪造手机串码的山寨手机)厂商，已由去年冬天的1600家降至约20家。

业内人士称，山寨手机的提货价正在暴跌，过去从厂家400元拿货的手机，现在只要160元左右的低价就能收到，而最低端的原价150元款的山寨手机，目前出货价为70-80元。

“由于山寨手机销量不好，导致了上下游的传导效应，现在传统的山寨三码机已经被市场抛弃，2012年将会有更多的五码机(隐蔽性、欺骗性很高明的山寨手机)厂商倒掉。”他说。

他同时指出，山寨手机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人为地将手机信号、音量等配置调高，甚至远超过国家质量监督部门规定的制造标准，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手机，会对消费者造成很大的辐射危害，因此，他认为山寨机“洗牌”未必是一件坏事。

“对于手机行业来说，2011年是一个大转折的年份，由功能机向智能机转型、由2G向3G网络过渡，电商以及运营商渠道对传统零售渠道的冲击，都在加速这一变革的速度，也对山寨行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在这样的市场形势下，一些传统的2G品牌手机厂商，也面临着转型困难、库存压力大等危机，预计必然会造成持续的连锁反应。”他说。

深圳市资深产业观察人士潘九堂对此表示，山寨手机的没落，原因在于手机市场饱和度过强，甚至供过于求，在毛利润不断下挫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将会被市场淘汰。

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一木则指出，山寨手机只是华强北的一个微小的缩影，事实上，在这里聚集着一个庞大的制造业服务体系，并为中国电子产业提供了一个能够进行自主创新的产业配套环境。“深圳能够诞生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正是根植于这样的产业环境，这也是华强北真正的骄傲所在。”他说。

如何冲破“山寨”这座山，创建自己的品牌，这才是山寨企业的真正出路。在全国产业升级转型的浪潮中，唯有独立品牌，才有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