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内蒙门槛低或致PE基金非法集资热

随着金融监管的逐渐收紧，大部分股权投资机构“吸金”难度变大了，一些昔日股权投资的 “天堂”， 由于注册门槛调高，迫使一批中小基金黯然离场，而以新疆、内蒙古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则适时抛出橄榄枝，以更低注册门槛，更多税收、财政优惠和更丰厚人才奖励政策，吸引股权投资机构入驻。

近两年中国股权市场高速发展，但繁荣背后非法集资的现象也开始滋生。

为了打击PE非法集资与空头PE基金，国家发改委曾经于2011年12月8日下发《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剑指非法集资、空头基金等乱象。

时至今日，这个被业内人士称为“强制备案”的通知已经正式发布了半年之久。前瞻网记者了解到，截至2012年一季度，在地方发改委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共766家，其中93.3%为公司制企业。从备案企业所在地区来看，江苏备案企业最多，共174家;其次是浙江，共122家;北京备案企业数居第三位。

总体来看，VC/PE备案正在朝着更为有序的方向推进，但在监管全面收紧的背景下，一些昔日股权投资的 “天堂”， 由于注册门槛调高，迫使一批中小基金黯然离场，而以新疆、内蒙古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则适时抛出橄榄枝，以更低注册门槛，更多税收、财政优惠和更丰厚人才奖励政策，吸引股权投资机构入驻。

PE的“西迁潮”，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股权投资企业为了更适合自身生存而另辟蹊径，从而更好地带动西部地区金融服务的升级。但另一方面业内人士也认为，这其中暗藏的“阴谋”是PE基金利用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与国家发改委之间PE监管的尺度不一，以规避备案监管的盘算。

如果是后者的话，人们难免要开始担心，如果“问题PE”从此开始和政策玩“捉迷藏”游戏，那是否意味着“PE野蛮生长时代终结”这一论调要被打上一个问号?

天津加码监管引得PE出走

为了从“求量”变为“求质”，在国家收紧股权投资企业监管的大环境下，天津打出了“重拳”。

业内专家罗玉表示，从去年7月出台《天津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办法》，到今年3月出台《天津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办法补充通知》，监管部门对股权投资行业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对股权投资企业的监管要求也进一步提升。

然而趋严的监管“压力”，开始让PE企业萌生退意，他们开始寻觅“西迁”。

罗玉说，2007年天津制定首部关于股权投资企业登记政策，随后几年政策几度调整，对股权投资企业注册门槛不断提高，基金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人民币，管理机构实收资本也提高到200万元，滨海新区在去年更是将管理机构实缴资本提高到了1000万元。此外，天津对个人投资者的出资额也提出要求，开始真正落实合格投资人制度。

据前瞻网了解，由于占有国家政策层面先机，天津一直是股权投资企业的“天堂”，借助对滨海新区先试先行的政策东风，天津最早提出“打造中国股权投资中心”的口号，早期凭借较低的注册门槛吸引了大批股权投资机构注册，但在近两年的发展中由于非法集资问题的出现，股权投资市场规范发展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2011年7月，天津市制定《天津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办法》，对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在登记、托管、备案、运作等方面予以全面规范，成为全国首个针对股权投资监管的地方性法规。

罗玉表示，“该《办法》设置的门槛高于国家发改委出台的253号文，要求在天津注册成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均须向有关部门进行备案，被视为天津股权投资行业的重要转折，其监管决心可见一斑。”

此外，由于天津市对于股权投资企业及管理机构监管的持续升级，使得一些原本游离于监管之外的股权投资企业及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必须接受监管，并且在《办法》中强化了注册地政府部门的监管责任和银行的托管责任，天津股权投资行业进入“强制备案、严格监管”阶段，成为国内股权投资监管最严的地区。

随着天津对存量基金清查工作的开展，罗玉坦言，此前注册基金存在的几类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一是空头基金的存在;二是注册为股权投资企业，但实际从事非股权投资业务;三是单个LP出资较低;四是近期快速涌现，但管理团队缺乏经验，运营机制不明晰等。

目前已有部分在天津注册的基金选择注销，也有部分之前注册为“股权投资”的基金选择更改经营范围或更名。另外一部分则转移到其他注册门槛低，政策相对宽松，税收、财政更为优惠的地区，或者政策连续性更好的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