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外贸遇困 进出口增速大不如前

部分企业往内陆和新兴国际市场转移

在沿海省份出口减少的情况下，江西、安徽、湖南、重庆、苏北等地都出现了大幅增长，江西前五月出口109.96亿美元，增长57.16%，高出全国平均增速48.46个百分点。

浙江也不例外，7月6日位于上海“一小时都市圈”内的太湖西南岸城市——长兴县在上海举行“装备制造业产业招商推介会”。

作为浙江省省际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长兴县的招商，或为浙江这样等步入产业转移阵痛期的东部传统外贸大省提供了一种路径。

在张汉东看来，这主要是东部转移的结果，“而且因为西部基数小，东部稍微转移一点，增长就会特别快。”

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今年1月举行的全国贸促系统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中国外贸工作的重点是推动“两个布局”(外贸国际市场布局和外贸国内区域布局)和“三项建设”(外贸生产基地、贸易平台和国际营销网络)

今年会准备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外贸订单对接会，将东部沿海省份的订单优势与中西部的成本优势结合。

其实当下，已有企业转移趋势。浙江平湖的服装企业就有部分往江西、安徽、苏北甚至是湖南转移。

但浙江的转移并不如广东明显，“珠三角国际资本多，转移已有熟练模式，但浙江民企不愿意离开，而且非产业链转移没有竞争力，只要本地成本不是太高，最多转移部分简单加工。”郭心亮指出。

新光的做法就契合了这一路线，近年来已收购了广东、东南亚等地的一些特殊工艺加工厂，减少本地员工一两千人，转移订单1/3，但设计研发还在义乌。

“企业是转移了，但有没有获利还是未知数。” 正如林江所说，内地投资环境、政府服务效能都是企业考虑的因素。

因此，出口转内销是企业无奈的选择。新光外销的比重已经从60%下降到50%左右，浙江丽水裕兴有限公司原有的20%左右外销也严重缩水。

在这点上，林江认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广东竞争不过江浙，“江浙企业有自己的品牌、营销团队、产业链，对成本的调控能力相对较强。”

刘建军发言时指出，“品牌企业平均成交893.3万美元，是非品牌企业的5.7倍。相比之下，代工企业、产品同质化企业成交平淡。”

但这些只是存量的调整，根据张汉东的研判，“外贸快速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不能指望再有过去30%-40%的增长，甚至10%的增长目标可能都难以完成。”

林江对此表示认同，“如果消费市场没有被激活，稳增长政策效果有限。”

“过去的盲目扩张引发的资源、劳动力、环境问题都开始突显，增速放缓让企业、政府反思，在我看来有利于提高综合效益。”郭心亮说。

过去十多年，浙江乃至全国外贸的快速增长掩盖了外贸企业的困境。

如今经营状况越糟，银行越不敢放贷，尤其是以前的连锁担保导致像浙江金港船业有限公司一样的破产风险。

在诸暨主持召开座谈会时，赵洪祝指出浙江省是外贸依存度和经济开放度非常高的省份，尽管今年以来外贸形势严峻，出口仍是浙江经济的重点。

对此，郭心亮表示认同，“国内是个存量的市场，上千亿的产品转为内销，对国内影响很大，出口还是要坚持。”

如果要占领国际市场，他指出可以适当往欧美日传统市场以外的新兴国家转移。

新光就在金融危机前后开始往俄罗斯、阿联酋、印度、阿根延等新兴市场调整，“传统市场在萎缩，但新兴市场份额每年都翻番，现在已经超过新光整个外贸的1/3。”周晓光指出。

前瞻网获悉，7月2日，由中国商务部与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110家企业共同参展的首届“中国品牌商品非洲展”在坦桑尼亚举行，展会共设四大展区，涵盖中国外贸各大产业。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展会开幕式上表示，此次目的是为了将让更多的中国品牌商品走进非洲，展会中还举行了“第112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推介会”和“中非企业对接洽谈会”。

显然，中小企业尚不具备进入这些展会的条件。

换一个角度，6月里，各地政府从减免税负、政府定向采购、服务机构建设等方面给予中小企业发展支持，其中，浙江省要求对预算金额在50万元以下的省级政府采购项目，定向向中小企业采购等。

但这并不触及外贸企业的根本。

“长期来看，工人招不进，留不住，用不起是不可逆转的。”张汉东指出，出口退税、检验检疫在通关等国家层面政策的调整，才是真正伤筋动骨的。

以舟山为例，国家级新区带来的权限下放，带来当地今年连续五月外贸居浙江首位的好成绩，“发展个案于地方有利，但国家层面应全面考虑能放权就放。”张说。

今年以来进出口一直下降的江苏，日前省检验检疫局相关人士赶赴苏州，会商助推苏州外贸发展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