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撤离珠三角？

1983年，Christina Zhang来到深圳的时候，那里还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村。邓小平在深圳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如今30年过去了，深圳已发展为一座繁华的大都市。

在物流公司PCH International工作的Christina Zhang表示：“当时这里大部分地方都是稻田。我在深南路上学会了骑车。当时那条路上没有一辆汽车，但现在那已是条交通主干道。”

自邓小平在1979年启动经济改革、创立深圳经济特区以来，深圳从一个与香港毗邻的3万人口的小镇，逐渐发展为如今的大都市，拥有1000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中国第一。

深圳、广州、东莞、佛山以及其他区域城市构成了珠江三角洲的核心。人口总数达到5600万人的珠江三角洲对世界经济至为关键，因为从自行车、牛仔裤、性玩具到iPad，各种产品都在这里生产。

仅东莞一个城市制造的玩具，就占到圣诞节期间全球玩具总出货量的30%。东莞市委副书记姚康表示，全球各地消费者穿的运动衫和跑鞋，也分别有20%和10%是在东莞生产的。正如东莞当地人所说：“东莞来一场堵车，全世界都会断货。”

广东省不久前的一项估算，突显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非凡成就：2013年广东省经济同比增长了8.5%，GDP达到6.33万亿元人民币(合1.0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介于韩国和印尼的GDP数字之间。

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够如此长期地生产廉价商品，是因为数百万农民工一直愿意去工厂里工作，制造他们几乎买不起的产品。在深圳，当地政府已宣布从2月1日起将最低工资提高13%，至1808元人民币。尽管深圳的最低工资水平是全中国最高的，但一名工人仍需要拿出两个月的薪水，才能买得起一台iPad Air。

但这种体系眼下正面临压力，从伦敦的购物者、到广东的中国年轻人，各式人群都受到了影响：招工越来越难、薪资迅速上升、原材料和土地价格一天天上涨、人民币不断升值，珠三角地区对制造业的吸引力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不断缩小。

珠三角地区显然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挑战——广东的工资水平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种局面不太可能发生改变，因为中国在其“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中提出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的目标，这是中国政府努力刺激消费并降低经济对投资依赖的举措之一。

香港联业制衣(TAL)行政总裁李国权(Roger Lee)表示，工人工资在过去5年里增长了一倍。联业制衣在亚洲建有11个工厂，为数十家全球品牌生产服装。2008年，该公司在东莞的服装厂的生产成本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工厂的一半，但如今这种差距已经消失了。

晶苑集团(Crystal Group)表示，内生成本(包括薪资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在过去5年里增长了10%-12%。结果是，该公司被迫将保罗衫和内衣等商品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晶苑集团是亚洲最大的制衣公司之一，在东莞有1.1万名工人。

晶苑集团行政总裁罗正亮(Dennis Wong)表示：“我们的策略是……在越南或柬埔寨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生产。这就是目前我们仍然能生存的原因。”

在晶苑集团等公司纷纷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之际，其他一些公司则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内地。箱包制造商新秀丽(Samsonite)将65%的生产外包给中国公司，而近年来它的许多供应商已经搬到了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周边省份。

新秀丽首席执行官蒂姆•帕克(Tim Parker)表示：“过去我们有大约80%或90%的合作伙伴是在华南地区，现在我们主要……从华东地区采购。”

尽管劳动力成本节节上涨，但对外国公司及其中国本地制造商来说，要想下决心离开珠三角地区并不容易。要在不引起其它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创建与珠三角相当的生态系统——从供应商簇群、到直通深圳和香港港口的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非常困难。